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30·60”目标,这将会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向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一目标的实现少不了绿色金融的帮助。绿色债券作为其中的重要品种,未来也将迎来快速增长。中国绿色债券市场虽然起步晚于西方国家,但整体发展速度相当可观,2018年就已经是绿色债券第二大市场。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建设更健全更成熟的绿色债券市场,完善市场定价机制,降低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融资成本,撬动环境效益攀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创新性地从发行主体所处行业角度出发,构建绿色债券发行定价模型,主要研究目的是通过实证分析探究非金融企业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碳排放量对绿色债券发行信用利差（即风险收益率）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已有的信用利差和绿色债券定价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发现研究行业因素对定价的影响具备可行性,同时还在研究中结合了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当前实际发展情况。本研究对我国绿色债券定价机制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在现有的信用利差研究基础上,首次纳入行业碳排放量的可能影响,还从地区环境规制、发行人财务状况和债券发行市场表现的角度,进一步深入研究行业碳排放量对绿色债券信用利差的异质性影响,并且从债券发行要素、发行人主体特征和市场环境因素等方向分别选取了指标进行验证,同时丰富了市场定价的理论基础,为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长远发展尤其是定价机制的建设提供参考。本文利用中国债券市场2016-2019年来自158个非金融企业发行的272只绿色信用债券（包括绿色公募公司债、绿色私募公司债、绿色企业债、绿色中期票据、绿色定向工具和绿色短期融资券）样本数据,以绿色债券发行时的到期收益率与相同到期日的无风险国债收益率之差（即信用利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发行主体所在行业的碳排放量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同时纳入了债券发行要素、发行人主体特征和市场环境测度等多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并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通过实证检验探究行业碳排放量是否会对绿色债券的发行定价产生影响以及不同地区因素和发行人特征层面的异质性影响,另外还找到了其他我国绿色债券发行定价的主要影响因素。另外,本文还通过采取不同的方法重新构造样本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1）发行主体所处行业的碳排放量与绿色债券的发行信用利差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对于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市场投资者往往给予更大的支持力度和更高的积极性,绿色债券能获得更低的发行利率。（2）行业碳排放量对信用利差的负向影响在受到更强环境规制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投资者对环境规制强度更大、行业碳排放量高的企业绿色融资的倾向性增加。另外,行业碳排放量对信用利差的负向影响在高杠杆、高频次发债和非首次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中更加明显。（3）债券发行规模大、信用评级高、采取公开发行方式发行的绿色债券发行利差优势更加明显。（4）中央或地方国有企业发行的绿色债券发行利差优势更加明显。本文对绿色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特别是创新性地加入了行业碳排放量因素,为市场价格提供了理论指导意见,同时为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定价体系的完善和长远发展建言献策。比如,鼓励高碳排放行业的发行主体积极参与绿色金融市场,推动绿色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发挥绿色债券对金融创新和社会碳减排的积极作用;通过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比如增加更先进的绿色减排设备,从而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将更低成本资金投入绿色项目中,提高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建设并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支持政策体系,鼓励和扶持非国有企业参与绿色债券创新,适当给予其他优质企业一定的政策扶持和优惠,鼓励其开发更多优质绿色项目;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完善第三方绿色认证和债券评级机制,相关机构应该建立起统一完备的披露机制和要求,提高市场的公开度和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