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多元的社会结构，为印度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带来了极大挑战。但几十年来的政治发展打破了独立前许多学者关于印度将解体的预言，今天的印度成为一个政治相对稳定、民主运转有序的现代联邦制国家。这使得印度成为一般性多元社会民主理论不能解释的特例。针对印度，包括利普哈特的结盟民主说，霍洛维茨的向心模式说，斯蒂潘及林茨的国家-民族模式说，以及国内正在激辩的第一代民族政策与第二代民族政策理论，等等，都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模式。这些不同解释模式间争论的核心是：针对多元社会，到底是以“分”还是以“合”为导向？基于对传统解释模式的批判，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本文认为，必须要基于社会结构视角和历史制度主义的维度来对印度多元整合问题进行研究。基于马太·杜甘社会结构理论，本文认为印度具备典型的水平分裂结构，其代表着印度独特的社会冲突模式。而任何制度都是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产物，其在历史中的产生与演进受制于社会冲突的类型。正是从水平分裂结构和历史制度主义两个角度出发，本文提出了解释印度多元统一的有别于其他宏大理论的较为中观层次的解释模式。文章的核心思路从两个层面展开。首先，印度联邦制诞生于印度水平分裂结构。水平分裂社会结构对印度联邦制创制具有两方面影响，一是水平分裂结构产生的印度社会内部冲突迫使制宪者必须选择一种能够包容多元社会的制度框架，联邦制以其对多元的包容性而获得肯定。另一方面，水平分裂结构产生的分离主义危险又迫使制宪者不得不考虑国家统一性的构筑，因而印度联邦制并非以美国式联邦制为蓝本，其以鲜明的集权特征而被称为“集权主义的联邦制”或者弹性联邦制。在联邦制设计中，精英之间争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外部压力、国大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权力架构等对联邦制的形塑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联邦制构筑的统一性基础为印度日后处理多元与统一关系创造了制度前提。其次，印度水平分裂社会结构内在蕴含的社会冲突又使得印度联邦制向分权化方向演进。印度集权式联邦制是印度建国时在国大党一党独大体制下中央与各邦不对等权力关系条件下产生的，随着印度多元社会因素的生长，国大党一党大体制必然向多党体制演进，联邦制也随之发生转型。但国大党一党独大体制的衰落与解体带有明显路径依赖特征，联邦制也向着分权化方向平稳演进。在此过程中，总统治理条款和地方分离主义成为多元与统一之间冲突的典型表现形式。最终通过语言邦的创建、地方自治的推进以及宪法对联邦制的调整，印度社会的多元性得到了有力保障，同时国家政治统一性也从未被打破。印度的联邦制包含着两个同时发生的进程，一个是统一化的进程，另一个是多元化的进程，多元与统一并行不悖。虽然至今印度仍然无法完全避免多元社会冲突，但是从一般性国际经验来看，无疑印度较好的处理了本国多元与统一间关系。结合当前国内第一代民族政策与第二代民族政策之间的争论，本文认为，虽然印度国情与中国不同，但印度经验中关于多元与统一间的辩证关系值得我们考察，只有充分尊重多元才能有效维护统一，而只有维护统一才可能更好尊重多元。当然，多元与统一关系的处理有赖于复杂的政治制度设计，同时也离不开特殊的社会结构，而这又是印度经验的局限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