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中,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与农民增收、农村脱贫和城乡差距缩小等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有了明显的提升,但依旧存在着供给不足、结构失衡和供需错配等问题,制约着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并且这也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农村的治理机制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逐渐复兴的宗族开始参与到民主选举中,寻求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耦合。在此背景下,作为历史上曾长期承担农村地区公共品供给任务的宗族,在现阶段将如何影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文章首先对公共品和宗族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问责和集体行动的相关理论,以宗族网络为解释变量,以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宗族网络—问责和集体行动—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分析框架,并且提出相关假设。之后,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全国基线调查的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一方面,从数量和集中程度两个维度研究了宗族结构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影响并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另一方面,探究了宗族网络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作用路径。结果发现:第一,基于数量层面,宗族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具有异质性影响。相较于没有宗族而言,两家均衡型的宗族结构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水平,而一家独大型和多家混合型的结构影响并不显著。第二,基于集中程度层面,宗族集中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农村公共品供给。相较于没有宗族而言,高寡占型的宗族结构对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竞争型和低寡占型结构并未发挥显著作用。并且,在对上述结果采用不同方法进行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第三,宗族数量通过影响当选者意愿进而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宗族集中程度通过影响当选者能力进而作用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根据上述结论,为发挥宗族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积极作用,文章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正视宗族的作用,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以规范宗族的行为,并适当地引导与鼓励宗族承担部分监督职责。第二,协调好宗族之间的利益分配,构建一个良性的组织规范以约束村民的行为。第三,在村庄重新规划时适当注意村庄中宗族的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