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研究总是源于现实问题的召唤,在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化的当今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日趋重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逐渐成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彼此依赖的共同体,在共同体中,世界各国之间在各领域的交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在世界交往普遍发展、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同时,国际国内的交往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马克思交往理论对于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正确地处理国际国内的交往关系以及科学地应对交往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与挑战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交往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活动,是我们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对马克思交往理论中国化发展的研究,有利于我们理清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发展脉络,有利于更好用马克思交往理论指导我们在高度全球化时代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都对交往有过论述,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到《资本论》,在一系列著作中我们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交往理论从萌芽到发展成熟的过程。同时马克思交往理论有着丰富的内涵,交往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前提、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构成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交往理论之所以能被我们所掌握,并且在今天我们还需要研究和利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由全球化发展趋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决定的,是总结改革开放前中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在我国参与世界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实现中国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科学的方法论,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中发挥了作用。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中的运用引领着“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统筹推进。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交往关系的拓展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发展也从中汲取了理论的养分,同时,国内民族交往以及国际交往的进行更是需要马克思交往理论给予指引。马克思交往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层面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传播中国故事,丰富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同时推进着更加公平、正义以及包容的全球治理新秩序以及交往格局的形成,以及不断地指引我们为朝着共产主义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