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人口迁移流动和人口国土再分布的过程中,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和环境关系面临着重大挑战。无论是按照区域规划、国家层面的人口功能区划或是区域自身发展战略,东部地区将成为我国最大的人口导入区之一。人口集聚与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在此过程中,人口-环境冲突日益加剧,环境恶化速度超过了区域对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从而表现出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恶化,并表现出生态环境压力制约了区域发展的潜力,限制了区域生态环境的质量,也限制了人口继续向东部地区集聚的可能性。然而,当我们思考如何改善这种人口-环境关系时,发现以往生态承载力、环境容量等研究思路,对于解决长三角地区的可持续性问题显得力不从心。这是因为区域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系统,许多资源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国内外贸易得到解决,区域的实际承载力并不很适合作为判断区域是否可持续发展的标准。英国经济学家著名的适度人口论的奠基人埃德温.坎南也曾说过土地与人口的关系(即土地的承载力)存在着一个适度水平,而这一适度水平也是动态变化着的。同时,以往研究对于人口-环境关系改善的手段,更多强调“减”和“抑制”的手段,例如将人口增长认为带来了区域不可持续发展,限制人口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直接手段。而本研究一个基本观点是,实现良好的人口-环境关系需要在一个综合的、复杂的系统中,考察人口变动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带着对人口导入区的人口-环境关系和区域可持续性该如何观察的思考,初衷便是希望为东部地区的发展战略提供更加促进功能区可持续性的观察和建议。研究以我国主要的人口集聚区——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规范的人口学方法,对长三角地区人口导入的未来发展态势进行预判,指出长三角地区将保持人口持续导入的态势,这种人口集聚甚至在我国人口总量到达顶峰开始下降之后依然持续进行。在文献研究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指出人口是影响区域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人口-环境关系是内嵌入区域复杂系统中的,通过经济、技术等各种途径影响着区域可持续性,那么在人口集聚的背景下就可能存在某些有力的措施能够改善人口-环境关系,实现区域可持续性的增强。然后文章着力搭建了一系列用于观测区域可持续性的概念框架,用可持续的一阶观测和二阶观测共同构成区域可持续性的评价,用“可持续的人口集聚”考察区域的人口-环境关系。该概念框架指出,如果在人口集聚的同时环境指标得到改善则是实现了绝对的可持续的人口集聚,即人口-环境关系的无压力状态；如果环境指标恶化速度小于人口集聚的速度,则是相对的可持续的人口集聚的改进,即人口-环境关系的弱压力状态；如果环境恶化速度超过人口集聚速度,则是不可持续的人口集聚,即人口-环境关系的强压力状态。从而将以往对于区域要么“可持续”、要么“不可持续”的“二元”判断拓展到“三阶段”判断,增加了从不可持续向可持续状态过渡的“可持续的改进”阶段。这样的判断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得到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的支撑,并克服了以往的主观性和区域系统开放性等问题。人口集聚过程中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通过一个相对弱化和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化,则有可能转变为人口集聚过程中更加可持续性的状态。同时该概念框架也指出,如果经济保持增长的同时,实现了可持续的人口集聚,则是实现了“智慧型的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的设想,区别于以往“粗放型经济增长”和“减”的可持续思想。研究进而以长三角地区的人口-碳排放关系为例,对长三角地区历史上可持续的人口集聚指标的变动进行了测量,说明了长三角地区过去的发展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人口集聚状态,即：随着人口集聚,区域碳排放增加且增加程度快于人口集聚速度。在概念框架的基础上,研究从理论上提出了实现可持续的人口集聚的十大路径。在以上定量数据的收集、整理和验证等工作的基础上,研究通过文献研究、计量经济学和社会统计学分析构建了长三角地区的2005～2050年人口-碳排放关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作为基础模型；研究也基于上述关于人口-环境关系的十大路径的假设,构建了十一个政策调整模型。这些模型的结论是清晰而有说服力的,在模型基础上笔者也罗列了一个内容丰富的结论清单,并分析了这些结论对于推动人口-环境关系改善和实现区域可持续性的政策意义。研究发现：第一,有些手段能够促成智慧型经济发展的转变,即在不改变甚至略有增加经济规模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的人口集聚。例如,促进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移,进而促进高科技农产品的供给和提高服务产品的消费；再如形成稳定的、良好的、社会普遍的节能环保观念和实施一项有规范力的环境政策。第二,有些手段虽然不能保障智慧型经济发展的转变,但对于促进人口-碳排放关系改善状况是效果非常显著,并且持久有效的。例如推动紧凑型城市建设。再如积极发展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技术,其效果在短期内可能不甚明显,但随着时间的递增将对人口-环境关系发生增强的改善。第三,有些手段需要我们做出权衡,即在这些手段的作用下扩大经济规模和增强人口集聚的可持续性并不能两全,这是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推动环境友好型发展所面临的重要尴尬问题。例如,减少生产性投资,而将国民经济更多的用于环保型技术投资和居民消费等,会降低经济水平,但同时也是环境友好的转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大增加了产出,也破坏了人口-环境关系。另外,在本研究中,关于降低能耗水平的技术因子并没有表现出乐观的“技术万能”作用,即依靠技术改善环境是不能实现的。当然一项好的人口-环境关系友好型技术,即环保技术,确实能够扩大可持续的时间范围和成果。第四,还有一些我们正在积极倡导的措施,并非出于人口-环境关系的改善,如果这些政策并没有对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说出于其他社会发展的目的,这种手段是“相对”环境友好的。例如,提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促进就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变、适当的提高第二产业就业弹性,结束第一产业劳动力挤出的局面,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环境不友好,因此出于社会稳定、促进就业的目的,在区域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过程中是可以推行的。再如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使老年人口推迟退出劳动力市场,促进生产型老龄社会的建设,鼓励低年龄劳动力人口延长教育年限、充分积累人力资本、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环境不友好,甚至环境指标略有改善。第五,研究还间接的得到一些启示,如对区域发展做出长期的规划是有必要的,因为提早规划有助于节能观念的培养、有助于政策发挥效果。除以上政策措施外,研究还特别提出了区域实现可持续的人口集聚的必要条件：时间、合作和组合。因为政策发挥效果需要时间,而一项看似没有恶化人口-环境关系的政策长期看却可能严重破坏环境,即给一项政策发挥作用的充分耐心和给一项政策足够长的检验时间；另外,对于一项措施我们及早行动会快速的降低为实现人口-环境友好转变的时间成本和其他成本,并使碳排放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加快行动速度、加快反应速度,但是给政策试验足够的时间。区域性的合作则是关系到上述所有政策结果是否能落实的最重要因素,不合作对环境的结果往往是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组合是政策最大发挥环境、社会、经济效能的办法,即通过政策的优势互补、劣势相抵来最大化政策效用。文章最后,研究针对长三角地区目前的大规模人口集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示范性提出了若干改善人口-环境关系的政策组合对策,通过互补的政策组合规避某些手段带来的社会负效应,供相关研究和决策参考。此外,我们也在研究中得到四个关于“谨慎判断”的启示：第一,长期人口预测往往带有很大的概率特征,随着预测期的延长概率区间也会变大,点预测的精确度将大打折扣,因此对于长期人口预测需要进行区间预测,对点预测保持谨慎的判断,更为可靠的是对于长期人口预测着重观察曲线的增长态势,而非绝对数值。第二,尽管研究中系统动力学模型描述了非线性的、复杂错综的联系和作用,但本质上这仍然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有限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此外系统动力学的性质决定了其对于长期发展的绝对数值模拟将有偏差,因此对有关结论需要保持谨慎的判断,对于系统性的研究更多是需要关注结构和趋势的问题。第三,对于研究概念框架“可持续的人口集聚”的内涵和适用性保持谨慎,可持续的人口集聚并不意味着“人口越多可持续性越高”。最后,由于时间的重要性,对于人口-环境关系的相关政策手段的研究应尽可能拉长观察期,从而观测从政策执行到效果消失的全过程,以便对期间可能发生的任何状况做好充足的应对措施,时间过短的政策研究往往很容易造成误判,因此对于政策的评估和研究需要保持一定的谨慎。总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导入区,环境面临着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而区域发展却不同于以往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历程,因此实现“可持续的人口集聚”是一条充满挑战也将有极大回报的发展道路。我们无论何时都应该知道,是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受到综合因素影响而难以判定的,但实施促进可持续性的改进的策略是我们可以立即行动加以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