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近年来宏观经济研究的热点。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已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理论研究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FDI可以通过“资本效应”和“溢出效应”影响东道国的经济。而在实证研究方面,对于FDI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很少有学者关注FDI异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有的研究也没有系统地解释不同特征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FDI的技术含量、行业特征等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多数的研究还是基于“FDI同质性”的假设条件下来研究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从异质性FDI角度切入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以文化差异作为切入点,对FDI的来源地进行了区分,就不同来源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机制进行梳理,并试图对其进行实证检验,以探讨不同来源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性。在理论研究中,本文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FDI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理论和文化差异理论进行了文献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了不同来源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机制。结果发现,FDI来源国与东道国之间如果能够进行很好的文化融合,那么FDI将有力地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反之,FDI来源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冲突无法调和,那么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往往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利用中国大陆21个地区2003~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总体层次和不同地区分别考察了不同来源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本文认为:(1)FDI的“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发的,不同来源的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并不是“同质”的。实证结果表明,来自香港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明显,FDI的“溢出效应”较强,日本FDI次之,而来自美国的FDI没有表现出期待中的“溢出效应”。一般来说,外资来源国(地区)与中国在文化背景、技术水平、市场环境等方面越接近,文化差异越小,那么FDI与中国经济的融合就越容易,FDI的“溢出效应”就会越明显,从而能够较好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2)FDI的“溢出效应”存在门槛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只有当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FDI的“溢出效应”才会显著地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来自香港、日本、美国的FDI都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其中来自香港的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最大。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尽管来自香港FDI依然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但是其它两类FDI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溢出效应”,甚至还出现了负向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来自美国的FDI对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的推动作用较为显著,弹性系数达到了0.055。这可能是因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宽松的环境,有利于美国外资企业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美国先进的技术也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带来“技术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