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从本质内涵方面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经济增长方式更主要体现为城市经济的增长方式,即集聚于城市的各种现代产业的以及城市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增长动力来源、增长途径等问题。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的影响和作用非常重要,并且其经济增长方式对于区域以及国家整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先导性作用。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超大城市就是市辖区非农业人口200万人以上城市。超大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也是一个国家城市体系的上层。超大城市对于国民经济有着重要意义,通常承担着区域乃至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功能,是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增长极,其经济增长方式对于整个国家具有导向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超大城市数量明显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率、经济开放度和集约化程度总体较高,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了先导作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源,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普遍面临着土地资源稀缺、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服务能力不足的瓶颈制约,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因为从周边地区源源不断地吸纳各种资源,而导致周边地区“失血”,产生回波效应。这些制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超大城市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前景。为进一步发挥超大城市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在现有资源约束下最大限度地优化超大城市资源配置,保持其平稳、较快、可持续增长,必须对我国超大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深入的研究。　　 超大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支撑力以及超大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系。超大城市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受到历史沿革、发展现状和功能定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超大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比较和价值判断,可以从经济增长的实效、潜力和可持续性等方面来进行。　　 北京和上海是我国两个最主要的超大城市,其经济增长方式在国民经济中尤为具有示范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方向,对于其他超大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具有借鉴意义。为此,本文在上述超大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分析框架下,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在对城市理论和经济增长方式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总结的基础上,对北京和上海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典型性研究,并运用SWOT矩阵对两大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未来方向进行了分析。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超大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一般性探讨。　　 北京经济增长方式以内需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随着“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定位得到明确,北京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一般制造业不断外移,第三产业成为产业结构的支柱,经济的集约化程度提高,但在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上,回波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导致与周边区域的竞争加剧,不利于形成区域竞争合力。上海经济增长方式则是内需与涉外经济的驱动力并存,强势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特点比较明显,随着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主体地位的确定,资源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也相应提高,并且在与周边区域的关系上,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紧密的经贸合作,对上海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区位支撑,也就是说,相对于北京而言,上海的经济增长对于周边区域更为友好。北京和上海经济增长方式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总体来看,两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各自城市的历史沿革、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和发展方向相符,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程度和可持续性较好,总体比较成功。但同时也存在资源瓶颈约束突出、集约化程度需要进一步提高、市场机制作用有待强化等问题。从对北京和上海经济增长方式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不同城市经济增长方式可以有所不同,重要的是要与自身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相匹配,但总地来说,超大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方向应当是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尽管近年来,我国超大城市普遍加快了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的步伐,高度重视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不断提高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注重加强区域合作,依托区域发展,注重挖掘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但同时也存在城市功能定位不清晰,比较优势发挥不充分;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趋同;资源约束未能得到根本缓解等弊端。为此,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步伐。在经济增长方式调整过程中,应当明确城市功能定位,中央政府要根据国民经济总体布局,对超大城市功能定位进行指导,地方政府也要在客观分析市情的基础上,科学制定城市的功能定位。同时,超大城市要加大经济结构升级的力度,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调整投资和消费的重大比例关系,缓解城市经济结构失衡的现象。对于北京和上海这两个经济实力雄厚、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城市,应当力争将它们建设成为国际城市。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从城市这一中观层面,对经济增长方式内涵进行了界定,并且与很多现有研究单纯从城市竞争力或城市规模等某一方面进行分析不同,本文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对超大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全貌进行了研究。同时,本文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包括北京和上海地位特殊,不足以反映超大城市体系全貌以及计量分析不够深入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