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为了适应、引领新常态,首要任务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列为2016年五大经济工作任务之首。产能过剩导致资源浪费,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有效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转型优化的重要步骤。然而,产能过剩现状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去产能可能是一个需要坚守的持久战。盘古智库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2016年1月到10月,我国的氧化铝、有色金属、水泥、平板玻璃等产能过剩较为严重行业的产量同比增速仍然高达8.9%、3.2%、3%和8.8%,仅从产量角度来看,初钢产量在去产能过程中甚至创出了历史新高(1)。基于微观视角的分析认为,企业是市场的最基础组成部分,宏观层面的产能过剩是企业层面的累加。从企业层面上讲,产能过剩与企业投资决策密切相关,投资决策过程可能存在行业中其他企业行为的互动性影响。企业投资的同群效应(peer effect)就描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考虑同行业中其他企业的投资决策,投资中的同群效应既可能源自于行业中企业对共同投资机会的把握,也可能源自于企业出于自身或外部原因对行业中其他企业投资决策的策略性模仿与追随。这种企业投资层面的同群效应有可能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干扰效果。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的具体表现形式来看,其具有向行业一般水平趋近和向行业最高水平趋近的二分性特征,基于异质性表现形式的同群效应对企业投资动机进行探讨有助于打开企业投资决策过程的黑箱,厘清其造成的宏观经济后果的内在逻辑。给定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在中国制度环境中无法切实有效发挥作用的现实背景,政府对市场的适当干预不可或缺。产业政策就是一种具体政策指引,它通过政府对资源的统一调配实现弥补市场缺陷、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产业政策是一系列投资机会与投资所需资源的总和,对于企业而言十分重要,将会深刻影响企业决策活动。同时,我国产业政策的总体方针由中央政府制定,具体引导与执行的权力在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官员具有经济理性特征,在晋升激励影响下有动机通过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干预企业行为,实现自身效用。中国制度背景下,中央政府产业政策与地方政府的官员激励如何影响企业投资同群效应?地方政府官员在运用产业政策调控地方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是否会对企业产能决策进行非效率干预从而引致产能过剩的经济后果?这种非效率影响背后反映了何种企业逻辑与政府作用机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从企业互动性投资决策的角度探讨我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揭示地方政府官员执行产业政策的内在动机与企业应对思路,从而为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优化产业政策制定与规范地方政府官员政策执行过程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立足于产能过剩这一现实背景,首先分别考察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官员激励对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的影响,并分析官员激励对企业投资表现出的不同形式同群效应影响背后的企业权变性应对逻辑;进而从经济后果层面切入,考察官员激励下产业政策执行是否加剧了产能过剩;最后为探明产能过剩形成的内在机理,本文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角度探讨了产业政策执行受到地方官员干扰的政府官员层面激励逻辑与企业层面权变性应对逻辑及其具体作用渠道。本文具体研究的问题与结论如下:第一,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投资的同群效应,这种影响是否存在企业特征层面的异质性。本文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投资决策表现出向行业一般投资水平趋近的均值同群效应,但是这种同群效应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相较于没有受到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受到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中企业向行业一般投资水平趋近的均值同群效应更加显著,并且这种现象存在企业获得的信贷配给以及投资机会层面的异质性,在信贷配给额度更高的企业和投资机会更多的企业中这种现象更少。就企业获得的信贷配给而言,其对受到产业政策鼓励发展企业的投资均值同群效应影响更为显著这一现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长期借款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对企业信贷资源、投资机会的获取具有重要影响,上述结论为后续有关地方政府官员激励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官员激励如何影响企业投资的同群效应,晋升动机影响下的同群效应是否具有二分性特征,这种影响在企业投资层面有何经济后果与具体作用渠道。本文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过程中的均值同群效应受到官员激励的深刻影响。官员激励越强,企业向行业一般投资水平趋近的均值同群效应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官员激励加剧了企业向行业中最高投资水平趋近的最大值同群效应,进而导致企业层面的投资过度。这一现象出现的资源基础在于官员激励较强地区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信贷配给。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从投资同群效应的角度探明了企业如何权变地进行互动性投资决策以应对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下对企业的干预,进一步打开企业投资决策过程的黑箱,为揭示产能过剩的原因提供了逻辑指引。第三,从经济后果角度看,产能过剩如何受到官员激励动机下对产业政策执行的影响,这种影响蕴含了何种内在逻辑。本文认为官员激励下产业政策的执行具有非效率特征,并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的角度考察这种非效率特征的具体逻辑与表现,同时考察地方政府官员对产业政策不当执行的具体措施。最终从企业投资角度揭示官员激励下产业政策执行导致非效率经济后果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官员激励动机下对产业政策的执行加剧了企业层面的产能过剩。根据本文逻辑框架与实证结论,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角度的解释是:产业政策对中国企业投资均值同群效应的影响在政府官员激励较弱的地区更加显著;在政府官员激励较强的地区,产业政策主要影响企业投资的最大值同群效应,而最大值同群效应与产能过剩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由于均值同群效应是企业基于信息获取便利对投资机会追逐的一般性反映,最大值同群效应源自于官员激励动机下企业对于官员干预的迎合性反馈,上述异质性表现体现出官员激励动机下对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出现扭曲,通过把控稀缺资源流向引导企业做出权变性的利己选择从而导致企业层面产能过剩的经济后果。进一步研究表明,官员激励动机下对产业政策的不当执行主要反映在为了保障企业投资,政府给予企业更多的信贷资源,并且这一现象在企业获得的长期借款方面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创新在于:第一,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分析框架,拓展地方官员激励动机下的企业投资行为相关研究范畴。本文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的角度探讨企业投资行为,并基于这一视角研究产业政策、官员激励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将同群效应细分为向行业一般水平趋近的均值同群效应和向行业最高水平趋近的最大值同群效应,通过这种区分辨识了企业应对政府干预的内在权变性判断。第二,为产业政策有效性缺失提供来自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企业权变性应对的完整证据,打开外部干预下企业投资决策的黑箱,为有关提升产业政策效率的研究提供了基于企业间策略性互动视角的探索方向。第三,基于更加微观的视角探讨激励动机下官员行为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为相关研究提供更为准确的证据。现有官员激励的相关文献多基于省级数据进行研究,这可能遗漏一些省级以下政府官员基于晋升激励动机的行为规律,并受到权力中心距离因素的干扰。本文以中国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对官员激励问题进行考察,完善了现有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