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交早已有之。早在几千年前的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古代巴比伦、古希腊时代就有以城邦交往形式存在的城市外交。1919年,出于医治战争伤痛的目的,英国凯里市与法国普瓦市结成世界第一对友好城市。进入21世纪后,城市外交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多个世界级的多边城市组织相继成立,如世界城市与地方政府联合组织(UCLG)。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了相关国家的积极响应,目前有60多个沿线国家明确表示希望加入到这一倡议中来。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对该倡议的消极回应普遍而隐晦的存在。我对这些消极回应进行了梳理,发现以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最为典型。这四个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也是至关重要的。消除这种消极回应势在必行。城市外交具备官方和民间外交双重属性,以官方外交直接对接目标国民众,可以潜移默化的消除消极心态,同时城市外交可以丰富倡议实施的维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鉴于城市外交的积极效果,迫切的需要将其融入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去。城市外交具备消除消极回应的作用。本文选取了广州和曼谷这对友好城市作为事例,广州的城市外交代表国内最高水平,而曼谷本身的区位优势让其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点城市。但是泰国同样存在着疑虑情绪,这正是城市外交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最后,针对中央层面的体制机制和广州市政府层面具体的合作领域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