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宿命，而“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则是中国现代化的“瓶颈”。“没有‘三农’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更为凸显。因此，关注“三农”问题、重视“三农”问题就是每一位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农民集体上访问题是“三农”问题在新时期的表现之一，农民集体上访事件数量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三农问题”的严峻性。与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普遍发生的农民集体上访相比，目前学界对农民集体上访的研究是不系统、不深入的。因此，及时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农民集体上访问题，探索农民集体上访的诱发机制以及农民集体上访与农村社会变迁的关系，不仅对于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而且对于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农”问题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探索农民利益的维护表达机制，实现中国现代化良性运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笔者选取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县——山东省临海县作为调查对象，目的是总体性了解该县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的社会变迁和近年来的农民集体上访情况。通过实地调查，考察农村社区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状况、政治结构、农民素质、农村精英结构等因素与农民集体上访的关系，以及农民集体上访的结果与影响。然后，笔者选择了近年来有代表性的5个农民集体上访事件进行案例剖析，从中多方面透视社会转型期农民集体上访的个性与共性。希望通过对集体上访情节的细微描述，在现象中把握事物的本质。综合上述调查结果，笔者得出如下结论性意见：（1）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集体上访是新时期农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觉行动。（2）农民集体上访限于经济要求，极少有农民试图通过抗争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3）农民集体上访主要针对乡村干部。（4）乡村利益谈判机制的欠缺是发生农民集体上访的制度原因。（5）农民集体上访的非对抗性。（6）体制外精英在农民集体上访过程中的组织作用明显。接下来，笔者通过比较分析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民集体上访情况，把在临海县进行的个案调查上升到一般意义，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当前农民集体上访的成因，并对信访制度进行反思。笔者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经济先行的渐进型体制改革道路，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我们已经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至今在党的文件上还没有明确的表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脱节，使得社会转型期的群体矛盾、利益冲突进一步错综复杂化。具体到农村，农民经济自主权利的获得和国家的放权让利使农村的利益主体分化明晰化，在政府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和农民追求富裕的的经济冲动中，主体之间利益冲突加剧，而中央政府并没有及时提供用于协调群体矛盾、利益冲突的政治制度安排，由此造成“压力型体制”与“赢利型经纪”的出现,进而导致农民利益表达的制度性错位与地方权威崛起。此后，笔者用“权力的文化网络”与“群体认同”两个概念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地区、不同村庄发生农民集体上访差别的文化原因。并指出，在严峻的上访形势面前，信访制度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在上述分析基础上，笔者就如何妥善应对农民集体上访,切实维护农民利益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一) 应对农民集体上访的近期举措：1、各级党政信访部门重视并努力做好信访工作。2、加快乡级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3、完善村民自治，约束村官行为。4、做好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二）应对农民集体上访的制度性改革<WP=4>构想：1、消除代表选举权的不平等，赋予农民宪法关怀；2、实现结社自由：恢复与发展农会；3、消除农民的“身份性歧视”，给农民公平、公正的国民待遇；4、"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结构的创新 。最后，对全文做了一个简要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