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4年，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在闽藉士大夫叶向高的帮助下，进入福建传教，《三山论学记》记录了他与闽士大夫的对话，对话涉及中西文化、哲学、宗教等观念，在福建社会引起巨大反响。本文以明末中西方文化汇流为背景，从解读“文化对话”入手，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一.具有海洋特性、重商的西方文明与福建文化对话的缘起，即对话发生的文化土壤; 二.艾儒略与闽士大夫的文化误读所反映的中西文化差异，以及产生差异原因； 三.从文化对话的反馈——《熙朝崇正集》和《圣朝破邪集》出发，分析闽士大夫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的文化认同问题。从文化接受的角度来说，闽士大夫以开明的心态对待西学，是基于自身的需要，这种需要源于对明末道德、政治的双重失望，源于对闽文化生存的焦虑。虽然闽士大夫对天主教存在不同层次的理解，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服务。 本文在分析福建士大夫与天主教传教士对话的基础上，从闽士大夫的文化困境中透视异质文化对话的历史复杂性和丰富性，揭示明术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在福建士大夫身上留下的印记。这场对话昭示着：任何文化相遇，只有本着积极互通、对话、借鉴的精神，才能达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