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问题的产生源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遵循历史的发展轨迹可以窥见，人的发展是从单个的人出发，最终指向群体本位的人。在时代的发展背景下，我们愈发认识到世界正沿着“共同体”的发展道路前行，从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爆发这一突发事件中也可以看到，无论人们承认与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已然成为了事实。作为群体性动物，人类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抛弃了各行其是的动物式生存方式转而走向抱团取暖，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直至中世纪基督教自然法时期，哲学家们始终将人看作“政治动物”，是为实现其内在本质而依存于共同体的。那么，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共同体形成的前提又在于何处？
　　人作为会思考的独立个体，结成一定关系的关键前提在于“承认”，可以说“承认”是引导人们从独立个体走向群体的精神“桥梁”。早在古希腊时期，“承认”就已经作为一种政治学意蕴存在，在黑格尔将其作为哲学概念进行解读之前，“承认”概念甚至始终与“认同”概念混淆不清。黑格尔基于其唯心主义提出关于“承认”的思考，认为正是主体间的承认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在实现“承认”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了“自由”。同样是关于“自由”的讨论，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和“真正的共同体”思想。“自由”是一个被永恒讨论的话题，“自由”的实现也是为无数哲学家们所热议至今的。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人的解放贯穿始终，讨论的不仅仅是如何实现“真正的共同体”，更是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承认”，独立个体间真正的“承认”的实现，即是人类真正迈进了“真正的共同体”的大门。那么，对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讨论与探究，可以说是更好认识“承认”何以实现的路径。近代西方哲学中，哈贝马斯是关于人的交往关系的讨论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交往行为理论的发展为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整合了前人关于“承认”的论述，形成了具有他个人特色的“承认”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既是实现理论转向的结果，更是时代发展的一针“强心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承认”不仅意味着单独主体间的关系，也意味着不同群体间的关系。对“承认”理论的研究也是在提交一份关于时代的答卷。在霍耐特构建的“承认”体系中涵盖了社会发展与国际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揭示了构建社会共同体的关键点——“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