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的一段时期以来,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经贸增速放缓,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逐渐抬头,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贸易摩擦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加速大变局演化。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其他14国签署了目前全球涵盖人口最多、经济体量和出口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协定的签署意味着拥有成熟生产网络和紧密区域内贸易的东亚地区首次达成整体性的经济合作制度安排,也意味着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达成统一的自由贸易协定安排,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稳定意义重大。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政治互动日益频繁,从政府到民间的交流合作越发紧密,小规模的摩擦纠纷时有发生,经贸合作关系错综复杂。在政经互动的背景下,关于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与成员国贸易往来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影响的渠道,以及影响的动态特征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贸易学研究者的关注。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创新如下:第一,选题视角创新。区别于现有研究所关注的各类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本文从国际关系视角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评估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向RCEP成员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丰富了目前关于中国与成员国贸易往来的影响因素研究。第二,研究内容创新。本文既分析了无向政治关系对中国向RCEP成员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又评估了不同类型政治关系对出口贸易的非对称影响和影响的动态特征,还进一步检验了进口国制度环境、双边的外交访问和民间交往等渠道机制作用。第三,方法应用创新。本文不仅富有针对性地构建了中国与RCEP成员国之间高频月度政治关系、有方向的政治关系、非商业非贸易政治关系、合作关系与冲突关系等丰富的指标体系,还采用系统GMM、工具变量、面板VAR模型等方法讨论了双边政治关系与贸易往来之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遗憾的是,囿于数据的可得性及更新的时滞性,本文未能利用更精细的企业交易数据探究双边政治关系贸易效应表现出的异质性特征。为保证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本文也未能使用准自然实验等方法进行更详尽的因果关系推断。以上两点遗憾希望能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弥补。总体而言,本文主要的研究工作以及所得结论具体如下:1.中国与RCEP成员国双边政治关系的历史演进首先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官方辞令分阶段地梳理了中国与各成员国间政治关系的历史演进及特征,对部分重要事件做以简要地案例分析;然后介绍了政治关系定量化所用的数据库和指标构建方式,并对中国与成员国政治关系的时间趋势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定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从中国与RCEP成员国政治关系的历史演进来看,经过数十年共同努力,中国与日韩澳新和东盟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不断迈向新阶段,双方政治互信明显增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与此同时,在观测期内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钓鱼岛冲突、南海争端和萨德入韩等重要事件对中国与成员国的政治关系造成了长达数月甚至数十月不等的严重影响。（2）从时间趋势看,在中国与RCEP成员国互动的各类事件中,合作事件一直是双边交往的主旋律,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国家间实际合作迅速升温。从联合国大会投票情况看,RCEP成员国的外交政策一致性较弱,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抱团的“两极化”特征。2.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双边贸易状况基于RCEP国家的对外经贸概况,从贸易规模、贸易比重和贸易结构等角度分析中国与成员国双边贸易状况。通过贸易竞争性、互补性和产业内贸易水平等指标剖析中国与RCEP成员国双边贸易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东亚地区长期以来缺少统一的贸易一体化协定,自由贸易协定的碎片化问题和意大利面效应阻碍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伴随东亚生产网络的发展以及中国加入WTO并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具有出口导向型特征的RCEP国家对全球经济与贸易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在此背景下,RCEP签署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意义重大。（2）近年来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对外贸易规模持续增长,目前占中国外贸总额的近三成。中国与各成员国拥有较为紧密的贸易依赖关系,RCEP达成将有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稳定。从贸易结构看,中国主要向成员国出口中间品和消费品,自成员国进口中间品。工业制品是中国与成员国贸易往来的主要品类。这种贸易结构反映了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所处的生产加工中心地位,紧密的产业链合作使各方可以从中受益。综合贸易竞争性、互补性和产业内贸易水平而言,中国与RCEP各成员国扩大贸易的潜力巨大。3.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向RCEP成员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与机制首先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构造计量经济模型;然后采用国家-行业-时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政治关系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最后从制度环境、外交访问和民间交往等视角,采用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双边政治关系变动的贸易效应做以研究。实证结果表明:（1）双边政治关系是中国向RCEP成员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政治关系改善显著扩大中国出口贸易规模,反之阻碍中国出口贸易规模扩张。（2）双边政治关系的变动主要通过深化已有贸易品类的方式影响中国向RCEP成员国的出口总边际。得益于中国与RCEP成员国同处于东亚生产网络,并有着紧密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政治关系的变动短时间内不会对中国向RCEP成员国出口贸易品类多样化产生显著影响。（3）从影响机制看,RCEP成员国的制度环境与双边政治关系互为替代关系,成员国较高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有助于削弱双边政治关系恶化对中国向成员国出口贸易规模的破坏效应。（4）从影响渠道看,中国与RCEP成员国政治关系的升温,将有助于通过促成外交访问和加强民间交往等形式改变RCEP成员国对华产品偏好,实现中国向RCEP成员国的出口贸易规模扩张。4.各类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向RCEP成员国出口贸易的非对称影响及动态特征首先基于跨国月度面板数据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的政治关系变动对中国向成员国出口的非对称影响;然后采用面板VAR模型从滞后性和持续性等视角捕捉双边政治关系变动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动态特征。实证结果表明:（1）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在当月即会对中国向RCEP成员国出口产生促进效应,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将存在至少3个月的持续影响。但从长期而言,政治关系变动并不会对中国出口产生持久性的影响,即不存在记忆性。（2）区分合作与冲突关系、RCEP成员国对华关系与中国对RCEP成员国关系的回归结果表明,一方面,国家间合作关系的提升有助于持续促进中国向RCEP成员国总体层面的出口,而冲突关系对贸易的抑制作用较弱且存在大约2个月的滞后性;另一方面,“RCEP成员国→中国”政治关系的改善对中国向RCEP成员国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3）从不同类型政治关系变量对中国出口变化的贡献程度来看,相比较而言,“RCEP成员国→中国”政治关系对中国向RCEP成员国的出口具有更大影响,合作关系较冲突关系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更大。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富有针对性地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中国政府应持续推进同RCEP各成员国双边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从政府到民间的多种渠道联系,并善于运用媒介力量讲好中国故事,逐步消除成员国对华偏见和改善对华贸易偏好。在面对双边政治关系变动尤其是敌对的冲突关系升级时,应注意提升中国的非政府机构面向各行业和出口企业的服务能力。中国政府应用足用好RCEP协定中的各项条款弥合成员国间在经济发展、技术水平与制度质量方面的差距,并通过降低中间品贸易成本巩固东亚生产网络合作。中国政府应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