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管制是指一国政府管制机构依据国家法令和政策对本国出口贸易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行为。出口管制由来已久，在古埃及和古希腊，限制出口是为了将必需的食品和原料留在国内；在中国汉代，出口管制被用于防止外来侵略和巩固统治。此后，出口管制作为贸易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延续至今。出口管制的长期存在和发展说明，贸易管制等经济力量是国家实现政治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尽管出口管制是一种对外贸易政策工具，它有助于确保国内供应、稳定商品价格、增加政府收入、规范出口秩序、优化出口结构、减少贸易摩擦等，然而在国家利益的整体考虑之下，各国出口管制均发挥着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与政治利益、推行本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作用，既具有经济意义也具有战略意义。对贸易保护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发现西欧重商主义者，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及以克鲁格曼、格罗斯曼、布兰德、斯宾塞等为代表的创立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专家均提出了出口管制理论与政策。重商主义的出口管制思想与政策分为两个阶段：早期重商主义主张禁止金银输出、控制原材料出口、管制外国商人的活动，这一时期的出口管制政策包括严格管制货币出口、限制原料和粮食出口等；晚期重商主义主张放松货币输出管制、保证对外贸易出超，在该理论指导之下，西欧各国实行了保护关税、扶持出口商、垄断殖民地贸易、禁止熟练技工和先进机器设备外流、重视出口质量管制等出口管制政策。从政策效果来看，重商主义的出口管制思想为西欧国家干预出口贸易建立了理论基础；重商主义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则加快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扩大了对外贸易的范围和规模。但是，重商主义的出口管制政策也存在局限，它所推行的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极易引发各国之间的冲突。汉密尔顿的出口管制思想集中体现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他主张政府管理对外贸易、禁止制造业原料出口、免除原料关税、检查制成品质量、限制改良机器和工具输出；他出任美国财政部长期间推行的出口管制政策主要有区别对待的关税政策、短缺原料免税政策、出口退税政策、外贸商船注册登记政策等。汉密尔顿关于出口管制的思想，为经济落后国家干预对外贸易、实现经济赶超提供了理论支撑；汉密尔顿的出口管制政策，推动了美国独立发展国内民族工业的进程，增加了美国的出口收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战略性出口政策、战略性进口政策、用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战略性出口政策指政府依据不同的国际市场结构所选择的有利于本国的出口政策，即政府补贴政策、政府征收出口税政策、政府不干预政策；战略性进口政策指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干预进口，以抽取外国寡头企业的垄断租金、促进本国企业获得更多垄断利润的贸易政策；用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是政府采取进口保护措施帮助本国企业获得规模经济优势，进而促进出口的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为不完全竞争及规模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外贸活动构建了新的理论依据，该理论的提出凸显了政府合理限制出口以获取更多贸易利益的重要性。加强合理的出口管制非常必要，出口管制既是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国家之间竞争的必然结果、是反对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是促进贸易平等化的客观要求，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必然选择。正因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和地区纷纷实施了全面的出口管制。除了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出口管制，国际层面的出口管制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一，世界贸易组织（WTO）对成员方出口管制的管制主要基于WTO法律框架下关于出口管制的法律条款，其内容包括《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出口管制的规定、《农产品协议》关于出口管制的规定、《装运前检验协议》关于出口管制的规定、《原产地规则协议》关于出口管制的规定、《贸易技术壁垒协议》关于出口管制的规定、《关于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关于出口管制的规定、《保障措施协议》关于出口管制的规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关于出口管制的规定等，WTO以此为指导监督和规范各成员方的出口行为。由于WTO对出口管制的规定存在缺陷，表现在WTO法律框架下关于出口管制的规定用词模糊，不利于世贸组织管理各成员方的出口管制活动；WTO法律框架下关于出口管制的条款比较缺乏，影响了WTO对成员方出口管制行为的约束力；例外条款的规定易于产生漏洞，等等。因此，应通过补充和增加WTO关于出口管制的法律条款、要求成员方慎用例外条款、提高各成员方的出口管制透明度、对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国家与地区的出口管制活动进行不同程度的管理等方式禁止歧视性出口管制，敦促各成员方放松不必要的出口管制，以完善WTO对出口管制的管制。其二，国际多边出口管制机制在军备控制、反对恐怖主义、防扩散、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建立在共同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基础之上的多边出口管制机制有效协调着成员国共同的出口管制政策，然而现有的四大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均存在不足。国际多边出口管制机制面临的严峻挑战体现在，这一非正式的出口控制机制不能约束非参与国的出口活动、尚未形成正式的制度安排、成员国之间存在利益差异与利益矛盾、无法监控和及时管制企业及非国家实体的扩散行为、缺乏充分的信息共享、无形技术转让更为隐蔽等方面，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有，推动更多国家参与国际多边出口管制机制、颁布防扩散国际法、重建多边出口控制机制、大国承担更多责任、加大对企业出口行为的管制力度等。总之，各成员方要依据多边管制原则与触发清单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口管制政策，在多边出口管制机制下继续实施合理的出口管制，履行国际承诺；同时，要反对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利用多边出口管制推迟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考察国外出口管制体制，发现经过多年演变与发展，这些国家和地区均已制订和颁布了《出口管制法》，建立了出口管制清单，设有专门的出口管制机构负责执行包括出口许可证、全面控制等在内的各项管制措施，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出口管制体制。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多方面启示，即出口管制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立法基础之上、统一出口管制机构有利于提高管制效率、实现信息公开是提升出口管制透明度的保证、加强宣传与培训促进了高效执法与自觉守法、开展出口管制的国际合作可以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利益。同时，必须弄清国外出口管制的实质，即出口管制是其维护自身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阻止其他国家和地区提升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政策工具。国外歧视性出口管制阻碍了商品与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正常流动，不利于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全球贸易的平衡发展，导致了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不均；既不利于管制目标国的经济发展，也损害了出口商的经济利益，引起管制国的出口结构扭曲和贸易收支失衡。中国的出口管制经历了从国家统制型管制政策向开放型管制政策的演变历程，完成了出口管制由行政管理向法制管理的转变。现在，中国已建立了涵盖核生化产品和导弹等各种敏感物项及所有军品的较为完备的出口控制体制，实行了国际通行的清单管制、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管制、全面管制等做法，大大提升了出口管制政策的法制化程度和透明度，并加强了与国际出口管制机制的合作。我国出口管制的立法基础由出口管制主要法律、出口管制行政法规、出口管制部门规章构成，以此为依据，我国编制了《军品出口管理清单》、核生化产品及导弹等两用物项及其技术管制清单、《禁止出口货物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等，明确了出口管制对象。商务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海关总署、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原子能机构、国家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是我国出口管制的主管部门。一直以来，我国高度重视防扩散出口管制，近年来又加大了对资源性产品的出口管制力度，出口管制工作成绩斐然。但是，我国在出口管制架构、出口管制主体、出口管制目标、出口管制对象、出口管制手段、出口管制设施、出口管制国际合作、出口管制动态调整机制等方面均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未来我们应及时总结我国出口管制的经验与教训，从健全出口管制体系架构，加强出口管制法规建设，规范出口管制制度以保证出口管制执法的公平与公正；统一出口管制主体，简化出口审批程序；兼顾出口管制的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及时更新出口管制对象；调整出口管制手段；加大出口管制的资金投入与人员投入，升级出口管制的硬件与软件设施，扩大出口管制主管部门的人员编制、不断充实出口管制专家库，为企业组织出口管制培训；开展出口管制的多边和双边合作，加强与国际出口管制机制的交流；认真学习出口管制的国际规则，形成成熟的应急机制等方面尽快完善我国的出口管制体制，集中有限的管制资源提高管制效率，充分实现管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