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确立了我国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和实践价值。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作为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及时尽早发现未成年人侵害事实,解决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的发现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是“国家亲权”对“自然亲权”的有效补充,由国家并承担更多的保护责任和义务的制度。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是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贯彻落实,是基于平等人权观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同时也是现代儿童观在国家立法中的具体展现。其次,强制报告的义务主体既包括公职人员,也包括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教师、医生、律师、心理咨询师等特殊行业的工作人员。强制报告的条件根据义务主体的不同而有所区分,普通组织和个人作为报告主体的报告条件相对较高,要求其切实发现侵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具体情形。检察机关对涉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依法进行监督,健全强制报告制度和入职查询制度等活动,丰富了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人保护的途径。再次,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典型案例既说明我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暴露一些现实难题。教师、医生等积极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但也应看到,相关主体未履行强制报告的情形。如何保证强制报告义务主体履行报告义务成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难点和重点。应当特别关注未成人强制报告的后续安置方法,切实解决未成年人的现实困境,继续推广并探索建立未成年人后续安置的长效机制。最后,应当看到,我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正处于建立初期,立法相对框架化,该制度的主要内容尚需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应合理借鉴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域外经验,着力明确强制报告的义务主体,扩大强制报告的条件范围,细化强制报告的形式、内容和程序,厘清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责任形式和构成要件,完善强制报告责任豁免与激励制度,强化检察机关在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中的核心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