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到来,与以往的产业革命相比,这次产业革命覆盖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世界各个国家都将迎来一场深刻而系统的变革。近年来,集体劳动关系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人工智能与劳动关系集体化实质是技术进步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在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将带来集体劳动关系的转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和英国、德国等欧洲发达国家开始出现劳动力极化现象,即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上升,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关于我国是否出现劳动力极化现象还未达成共识。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结构带来冲击,引起劳动者的分化,最终将影响劳动关系集体化。本文首先从技术赋权角度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集体化的影响机制,从工作任务视角分析了人工智能引致劳动力就业结构极化的影响机制,并且分析了劳动力就业结构影响劳动关系集体化的机理,然后分析了我国人工智能、劳动力就业结构与劳动关系集体化的现状,以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实证部分基于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方法,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集体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集体化具有消融作用;劳动力就业结构在人工智能消融劳动关系集体化中发挥中介效应,其中人工智能通过增加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降低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对劳动关系集体化产生消融作用。从区域层面来看,在东部地区,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集体化的作用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人工智能对劳动关系集体化的消融作用均显著。基于此,笔者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发展人工智能以创造就业岗位;第二,优化中西部地区的工会组织建设;第三,加强对低端劳动力的保护;第四,加强中技能劳动力的技能培训;第五,建立高端人力资本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