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定成年监护制度采用行为能力宣告,然后配以监护人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家父主义”,忽视了本人的残存能力。随着国际人权运动的兴起,很多国家都纷纷引入了成年意定监护制度,而且还赋予其适用上的优先性。可喜得是,经过数次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确立了此制度。因此,笔者以此为视角并结合国外相关规定对其予以评价。文章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该制度的概述。笔者着重介绍了它的概念、国际人权新理念以及其引入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二部分笔者介绍了该制度的确立:一方面从新监护理念冲击、老龄化的社会问题、现有制度功能有限和法定监护的漏洞这四个方面论述了该制度的确立背景;另一方面笔者又从总则各次审议稿的变化介绍了其确立进程。第三部分分析英、美、日三国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比较了他们在立法设计上的优劣及对我国的影响。第四部分笔者从该制度的立法理念、立法模式、立法体例、监护合同的成立、效力、终止、监督以及其与法定监护的关系对其进行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