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投资迅猛发展。国际投资自由化继国际贸易自由化之后成为又一令人瞩目的趋势，自由化也成为国际投资领域立法的主旋律：许多国家外资法的修订在朝自由化的方向迈进；数量众多的双边投资条约得以缔结与遵从；同时，国际社会制定区域以及多边投资规则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内涵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投资自由化的不同情况；剖析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法律规范形式及其具体内容；理性思考国际投资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从而指出发展中国家法律政策的应对策略，以明确我国外资立法取向，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通过对国际投资和国际投资自由化内涵的分析以及研究发达国家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发展的历程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参与，作者指明了国际投资自由化发展趋势的客观性、必然性。而这种趋势也成为国际社会各层面投资立法自由化发展以及我国外资立法变革的原动力。同时，结合国际投资自由化对国家经济主权的挑战和投资自由化发展过程中公平价值缺失的问题，本文作者又从反面对国际投资自由化进行了更为全面和理性的思考，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外资立法时，应避免盲目追赶自由化潮流。　　 在充分论述国际投资自由化趋势和国际投资立法的新发展及其对发展中国家外资立法挑战的基础上，再结合我国“引资大国”这样一种身份背景，作者试图框定我国外资立法的应有取向：一方面，顺应国际投资自由化发展趋势，积极遵守国际投资条约，坚持外资开明立法；另一方面，又要理性认识国际投资自由化，借鉴国际投资立法经验、教训，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实现外资稳健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