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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诊断妇科癌症之后,夫妻对来自疾病压力源的处理方式影响他们的调适。本研究基于系统相互作用模型,检验妇科癌症患者和配偶的压力沟通、相互支持应对、代办支持应对、共同支持应对和消极支持应对与亲密关系的联系,旨在更加全面认识妇科癌症患者和配偶亲密关系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研究对象为4所三级甲等医院就诊的妇科癌症患者和配偶各190例。测量工具由一般调查问卷、二元支持应对量表(Dyadic Coping Inventory,DCI)、婚姻调适量表(Short Marital Adjustment and Prediction Test)中文版组成。使用SPSS23.0统计软件,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配对t检验、相关分析、主体-客体效应分析等对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结果:(1)配对t检验:妇科癌症患者和配偶的压力沟通、代办支持应对、消极支持应对以及亲密关系分别有显著差异(p<0.05)。(2)相关分析:妇科癌症患者和配偶的压力沟通、相互支持应对、沟通支持应对、消极支持应对以及亲密关系分别显著相关(p<0.05)。(3)主体-客体互倚模型:妇科癌症患者的亲密关系仅受自身压力沟通的影响(p<0.05),配偶的亲密关系既受自己压力沟通的积极影响,也受对方压力沟通的积极影响(p<0.05);患者自身亲密关系只受自己相互支持的积极影响(p<0.05),配偶的亲密关系既受自身相互支持应对的影响也受患者相互支持的积极影响(p<0.05);妇科癌症患者和配偶的亲密关系既受自己消极支持应对的消极影响(p<0.05),也受对方消极支持应对的消极影响;妇科癌症患者和配偶的亲密关系既受自己代办支持应对的积极影响,也受对方代办支持应对的积极影响(p<0.05);妇科癌症患者的亲密关系既受到患者自身和配偶共同支持应对的积极影响(p<0.05)。结论:本研究了解到妇科癌症患者和配偶不同二元支持应对方式对妇科癌症后夫妻亲密关系的调整。认识到二元支持应对的效果差异,提示将来以夫妻为中心的亲密关系的干预可以从提高积极二元支持应对,并减少消极二元支持应对等方面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