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既是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资料,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既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基础。虽然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存在分歧,但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我国粮食安全处于“紧平衡”状态。即使在2004-2015年期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十二连增”,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粮食史上的奇迹,但是,仍然不可掉以轻心,而且必须正视粮食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造成的困局,以及由此而付出的生态环境恶化、财政压力加大、粮食质量下降“三大代价”。保障粮食安全涉及到粮食生产、流通、消费以及进出口等多个领域,但是,众多研究表明,作为粮食消费大国,可以利用国际粮食市场,而不能依赖也依赖不了国际粮食市场。因此,立足国内自有粮食供给能力才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出路所在。就需求与供给来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粮食刚性需求特征极为明显,虽然不合理的消费模式造成部分粮食浪费,但导致粮食不安全的问题主要来源于供给侧的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而且改变需求的难度远大于改变供给的难度。因此,粮食安全的核心是生产安全,在新常态下迫切需要加强粮食供给侧改革。而且,在新常态下,粮食安全不仅包括数量安全,更包括质量安全,还包括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内容,粮食供求的主要矛盾已经开始由总量矛盾转向结构矛盾。作为国家粮食供给基础的种粮主体,已经不仅仅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户,在国际粮价的冲击和国内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下,种粮积极性受到极大削弱,加上新常态下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导致种粮主体的耕地利用、粮食种植以及技术选择和储粮、售粮等行为正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对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均形成重要影响。因此,在新常态下,迫切需要客观、深入、系统地分析种粮主体行为变化的原因和对粮食安全的作用机理及现实的、潜在的影响,重新评价以往研究结论的适用性、政策建议的合理性,以便提供调整优化国家粮食政策的充分依据,从而调动种粮主体的积极性,优化其行为模式,有助于防止粮食产能过快流失并有效挖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空间。为了充分把握新常态下种粮主体的行为变化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之策,本文在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情况、地形地貌、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四大因素基础上选择四川省的成都新津县、德阳广汉市、自贡荣县、广元苍溪县、宜宾筠连县五个县(市)进行实地调查,并结合宏观数据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全文除导论外,主要从以下八个方面开展研究：第一,对粮食安全、种粮主体等与本文紧密相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就国内外关于种粮主体耕地利用行为、粮食生产行为、技术选择行为以及储粮、售粮行为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结合农户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期望理论和前景理论等理论基础对种粮主体行为进行理论分析,为本文的深入研究提供科学指引。第二,从粮食需求、供给及国际市场三个角度对粮食安全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并构建粮食安全评价体系,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将反映粮食质量和生态安全的指标纳入评价范围,并把指标分为正向指标、逆向指标和区间指标三类,利用粮食安全系数法和粮食安全预警评价法对我国粮食安全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第三,对全球粮食区域性短缺矛盾和国内粮食需求变化、资源环境支撑能力以及种粮增收等方面的发展态势进行预判。分析四川粮食安全现状以及新常态下增长速度放缓、需求结构升级、发展动力转换和支持政策调整对四川粮食安全的影响,并对四川粮食供需走势进行分析。第四,阐述耕地功能、流转及粮食种植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种粮主体对耕地利用态度和方式的变化,对由此而形成的非粮化、粗放化、短期化耕作等行为进行分析。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方差分析方法研究种粮主体类型、地区类型和产粮大县与非产粮大县对耕地利用态度的影响及其差异,并分析种粮主体耕地利用行为变化对粮食产能、质量和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影响。第五,分析粮食生产效益持续降低、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融资难度大以及劳动力配置等特征,对粮食生产目的从商品经济向自给经济倒退、粮食生产地位从主业向副业转变、粮食生产方式从分散小规模开始向适度规模转变等行为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方差分析方法对粮食种植意愿影响因素及其差异进行分析,阐述粮食生产中不同主体在粮食政策效应、服务和投资方面的行为差异及其对粮食播种面积和质量安全造成的影响。第六,阐述种粮主体技术选择中的产量导向、风险厌恶和供需错位特征,对技术需求多元化、劳动投入减量化等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区别技术选择态度、目的和内容的区域差异性、主体差异性,研究新技术使用中面临的制约因素,综合考虑种粮主体行为变化对粮食安全影响的两面性。第七,对种粮主体储粮方式、比重以及粮食销售比例、渠道、信息来源和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剖析种粮主体粮食储存销售行为变化的内在动因,并阐述其对国家粮食仓储以及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影响。第八,对种粮主体行为变化进行总体评价,在此基础上,结合粮食安全现状及走势,提出从政策导向、支持对象、支持领域和推动机制四个方面应对种粮主体行为变化,并提出细化政策建议。通过实地调研和理论分析,本文根据以上内容进行研究,可能具有以下创新：(1)从种粮主体行为变化的微观视角研究粮食安全问题。已有文献主要从耕地、水资源,生产、储藏技术以及收购、补贴制度,国际市场和流通机制等视角研究粮食安全问题,即使从主体分化或者行为变化的角度研究粮食安全问题的文献也很少将两者结合起来。本文研究发现,种粮主体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微观基础,若抛开微观基础来研究宏观政策容易导致缺乏基础支撑,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难以“接地气”。因此,本文在宏观分析基础上,将种粮主体分化与行为变化结合起来重点从微观层面分析粮食安全问题,有利于防止得出片面的结论,也有利于提高政策建议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2)比较效益对种粮积极性的影响比绝对效益更大。本文研究发现,种粮主体的行为决策依据主要不是会计成本和绝对成本,而是机会成本和相对成本。因此,本文认为,要提高种粮主体的积极性,不仅要提高粮食生产的绝对效益,更重要的是提高其比较效益,在风险不变的情况下,即使粮食生产的绝对效益提高,只要比较效益下降,种粮主体的积极性仍将下降。因此,至少要保持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才能保证粮食生产的积极性。(3)合理的激励约束政策是实现个体理性促进集体理性的关键。本文认为,在现有资源、制度和市场环境约束下,种粮主体分化和行为变化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但个体理性决策却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尤其是鉴于粮食安全问题的公共属性,因此,需要由政府主导改变资源、制度以及市场环境等约束条件,从而引导种粮主体分化及其行为优化,进而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一致性,共同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4)综合运用粮食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和生态指标才能全面反映粮食安全真实状态。本文在运用粮食安全预警评价法对粮食安全情况进行评价时,将化肥、农药利用率和中央储备粮质量达标率、宜存率等反映粮食质量及生态安全的指标纳入评价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已有粮食安全评价方法局限于对粮食数量安全进行评价,而粮食质量和生态安全方面评价指标缺乏的不足。(5)运用多学科理论对种粮主体进行综合分析。农户分化以及行为变化虽然是一种经济行为,但又不仅仅是经济行为,仅利用经济理论对其进行分析远远不够。因此,本文综合运用农户行为理论、期望理论、前景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等对种粮主体分化及其行为变化进行分析,更加全面和客观地认识其分化和变化的缘由和机理。虽然本文可能存在上述创新,但受个人能力及资料限制,论文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在问卷调查中,由于大户和合作社调研点位有限,数据的代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文中利用调研资料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但建模分析尚显不足,理论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