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以两部喜剧在中国现代喜剧史上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前人或从中国喜剧发展进程入手，或以杨绛喜剧精神对其后小说、散文创作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对杨绛喜剧进行研究。本文试图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结合其文学研究著作，全面系统地分析杨绛喜剧独特风格及其喜剧观念，揭示杨绛喜剧中特有的非戏剧化倾向和哲学内涵，以期更为清晰地展示杨绛在中国现代喜剧发展史上的独特性，以及喜剧这一形式在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大文化背景下发展的一种可能性。 “出游”是杨绛作品的一个重要意象，在杨绛的作品里，人生是一个“大围城”，只有那些置身事外、理性思考的人才能了解人生的真相，并从中发现滑稽之处。杨绛喜剧所表现和追求的不仅仅是展示一幅热闹喧哗的社会世俗风景画，而且包含有更深层次的人生哲学，杨绛喜剧表现出来的较为散漫的结构以及平淡疏远中的优越之感正是由她作品中想要表达的人生哲学和美学思想决定的。杨绛的喜剧受到西方流浪汉小说深刻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喜剧观念。在结构上她采取了流浪汉小说单线行进的叙事模式，刻意避免戏剧的矛盾冲突，有着明显的非戏剧化倾向，杨绛认为通过这种非戏剧化的过程可以体现出具有讽刺意味和荒谬感的真实人生，戏剧形式只是为了在作品中隐藏作者身份而使用的手段。 由于与喜剧的理性批判精神一致，并且符合中国观众传统的审美习惯，杨绛的喜剧在剧场上演获得很大成功，为当时的中国喜剧界带来了新的气象。非戏剧化倾向同时也在舞台演出方面表现出难以克服的弊病，《风絮》的失败使得杨绛开始转向小说创作，而喜剧性成因还在继续影响着杨绛其它文体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