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唐太宗、宋徽宗、元文宗，清乾隆朝内府书画收藏再次达于鼎盛。一方面，乾隆时代，海内统一，国力强盛，社会相对安定，此种外部条件为内府书画的高度聚集提供了有利保障。另一方面，乾隆帝喜好与个性等主观因素构成收藏鉴赏活动持续进行的根本动因。乾隆帝对书画收藏兴趣之养成，从根源可追溯至清入关后顺、康、雍三代皇帝对汉文化的吸收与崇尚。就其自身而言，汉族士人情结、强烈的占有欲以及好大喜功的性格共同成就了他在书画收藏史上的突出地位。乾隆帝一生书画收藏可分为四个阶段:青宫时期、乾隆朝早期（乾隆十年以前）、乾隆朝中后期（乾隆十一年至乾隆六十年）、太上皇时期。　　乾隆朝内府所藏书画不仅数量宏富且种类包罗广泛。在材质和工艺上，除传统书画之外，还有缂丝、绣线、纸织、藤织书画;在题材上主要分为宗教类和非宗教类书画，而非宗教类书画基本涵盖所有画科;在书画年代上，可分为历朝书画和清代书画两大部分，其中清代书画又包括清初三朝宸翰、乾隆御笔、臣工以及其他书画家作品、无名氏之作品;在书画装裱品式上，主要包括册、卷、轴三大类型。这些书画究其来源，除清初帝王及乾隆帝御笔宸翰外，大致有以下几种途径:继承明代内府及购买所得、臣工进献、院画作品、抄家所得，以及乾隆青宫时收藏随其登基而转入内府者。　　内府书画主要集中收贮于内廷各宫室中。但在内廷之外也存在多处贮藏地，其中一部分地点贮藏与其功能相应的作品，如外朝南薰殿贮藏历代帝后功臣图像，景山大高殿、西苑万善殿等贮藏宗教图绘和经文;一部分地点仅收贮一般性的书画，如宫外之西苑、圆明三园（圆明圆、长春园、绮春园）、三山（万寿山之清漪园、玉泉山之静明圆、香山之静宜园），以及京师之外的行宫，如蓟州盘山静寄山庄和承德府避暑山庄。由此可见，清内府书画收藏地点具有分布广泛和层次性的特点。　　随内府书画的逐步增加，乾隆帝在鉴赏整理的基础上开始着手编纂内府书画著录著作。其专载释道之书画者，名为《秘殿珠林》;著录一般书画者，名为《石渠宝笈》，各有初编、续编、及三编。初续二编成于乾隆帝在位期间，为乾隆朝内府书画的总目。而三编虽成于嘉庆时，其中也著录了相当一部分乾隆后期及太上皇帝时未收入续编的作品。因此三编均与乾隆书画收藏相关。《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是一部著录清代宫廷收藏书画的巨著。负责编纂之人员均为当时书画大家或书画研究专家，并参与宫廷书画之鉴定活动，具有较高的编纂水平。　　乾隆帝对内府所藏书画并非束之于高阁，而是在政事之余，勤于鉴赏，并已具有相当的鉴赏水平，这从经他鉴赏之书画上所留下题签、题字、题诗、题跋以及玺印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的书画鉴赏活动具有频繁性和持续性的特征。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无人可比，堪称帝王鉴赏家之最。而另一方面，乾隆所书题字、题跋以及用印等对书画本身的艺术布局和整体美感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　　皇家收藏具有相对的封闭性，而所谓鉴赏也便形成了以皇帝一人为中心的活动。但词臣之参与又是形式上必不可少的陪衬。乾隆朝参与书画鉴赏之臣工共计79人，包括皇室成员和一般臣工。其中满汉词臣占主体部分，其文学才能自不待言，仅就与书画鉴赏相关的才能而言，他们也是基本具备的。词臣参与书画鉴赏活动主要是通过书画辨伪考证、诗歌唱和、题跋等方式完成的。但在实质上，乾隆帝与词臣之间是地位身份悬殊的君臣关系，因而缺少民间书画鉴赏活动中的平等性。词臣唯乾隆帝的鉴定意见是瞻，随声附和，不具有独立的见解，评价时而有失公允，时而又极尽赞美，因而在书画鉴赏及辨伪中出现附和并佐证乾隆帝论断的书画考证行为。　　乾隆朝内府书画收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以国家政权形式对艺术遗产的集中保护与整理，可谓中国古代艺术史和收藏史上一件盛事。同时，清乾隆朝内府书画的集中也奠定了现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藏品的基础，亦可谓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