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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川白村要求作家“出了象牙之塔”，积极干预社会人生，坚持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这些都引起鲁迅强烈共鸣。在具体文艺观上，鲁迅与厨川白村都持一种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结合的文艺观，这种文艺观在创作手法上的体现就是“广义的象征主义”。在生命哲学维度，面对绝望与苦闷，鲁迅与厨川白村分别从“中间物”与“宇宙人生的大生命”出发，作出了“绝望的抗战”与“苦闷的象征”的抉择，然而这不同的生命抉择却又包孕大致相近的生命气象。此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着一种“厨川白村现象”，这种文学史现象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正是起因于鲁迅对厨川白村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