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英格兰共济会诞生于1717年的伦敦,是英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民间社团。英格兰共济会自创建伊始,便受到了英国上层社会的贵族、绅士、皇家学会会员以及海外军团军官等人群的关注,并成为这些会员进行社会交际的重要平台。在18、19世纪,英格兰共济会以各种方式向英国本土以及海外殖民地扩张,发展成为一个成员数量众多、影响力巨大的民间组织。同时,英格兰共济会也是全世界共济会的母会,会员将共济会的形式带到了欧洲各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国际影响,为英国思想文化向欧洲大陆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英格兰共济会自诞生起至19世纪末的这段时期,被认为是从初创走向成熟的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英格兰共济会经历了三个重要的转型。它们分别是：1723年至1790年代以宗教观念为主要矛盾的分裂形成与固化时期,1790年代至1813年以实现向效忠派转变为主要目标的合法性争取时期,1813年至19世纪末以上层领袖和下层会员之间的矛盾为焦点,以下层会员强烈要求扩大自治权为特征的向社会新兴中产阶级转向的时期。1723年英格兰共济会总会确立的以自然神论为基础的宗教观念表述引发了英格兰各地区共济会会所的争议。倾向于传统基督教观念的北方共济会(约克共济会以及爱尔兰、苏格兰共济会)纷纷成立自己的总会,与英格兰总会相抗衡。1730-40年代的爱尔兰饥荒中,许多爱尔兰和苏格兰共济会会员前往伦敦地区寻求工作机会。这些会员遭到了英格兰共济会总会旗下会所的漠视和抵制。宗教观念、地域隔阂、阶级属性等方面的差异最终迫使这些会员另立门户,他们于1751年在伦敦成立了英格兰共济会“古老派”总会,开始了英格兰共济会内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古老派”与“现代派”的并立时期。这个被称为“共济会大分裂”的阶段随着现代派所坚持的自然神论在英国的衰落以及坚持对立倾向的古老派领导人的去世而终结于1790年代。18世纪末至19世纪20年代,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拿破仑战争的持续进行,导致英国政府加紧了对国内各类民间团体的管制。英格兰共济会的秘密社团形式以及会内部分会员难以受到控制的政治倾向表达给英格兰共济会带来了前所未遇的合法性危机。为了在大英帝国的法律框架内生存下来,两派共济会逐渐达成了和解的意向,并通过会内高层的政治辩护等途径取得了政府法律的承认。同时,两派以合并的方式统一了之前相互冲突的仪式和规章,明确了效忠派的政治身份定位,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中保证了共济会的生存,为共济会的进一步发展争取到了合法的空间。1813年合并后的英格兰共济会明确了非政治非宗教的定位,但是在发展方向上的争议却再次浮出水面。高层领袖希望共济会成为一个高度哲学化的团体,下层会员期望高层更加重视会内的兄弟互助,而少数激进分子则渴望将英格兰共济会推向类似法国共和主义者的道路。三方利用19世纪上半叶大量出现的廉价出版物、报纸、杂志等开放的平台进行着论战。此外,论战各方还表达了会员们对议会改革和贵族危机等19世纪中期重要的英国社会历史事件的观点。最终,数量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会员取得了英格兰共济会内部的话语权,会内领导层在舆论逼迫和高层理念分裂等多重压力下向庞大的新兴会员群体做出妥协。英格兰共济会逐渐明确了增进会员道德提升,提供宗教情感寄托的发展方向。英格兰共济会通过18、19世纪这三次重要的转型完成了从初创到成熟的转变,塑造了自己成熟的发展模式。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英格兰共济会内部各板块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尽管存在着各种内部争议,英格兰共济会还是实现了快速的扩张,并且在消弭会内矛盾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共济会的基本原则、发展方向和历史文本的构建。可以说,英格兰共济会在世俗与宗教、平等与限定、精英与大众、激进与保守等各种倾向的拉扯下逐渐打磨出了具有强大包容性的框架,塑造了当今英格兰共济会的发展模式,成为一个旨在提升会员个人道德修养的民间联谊性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