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车轮走过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随着都市中“剩男”、“剩女”的大量出现,婚恋问题成为青年群体及其父母心头一块沉重的石头,以《非诚勿扰》等为代表的相亲交友节目捕捉到时代变动的脉搏终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流,中国人的婚恋和相亲活动也随着相亲节目的火爆,而从个人隐而不宣的私密活动变成全社会参与讨论的热点话题。作为收视率极高的媒介消费景观,《非诚勿扰》是一个复杂多义的大众文化文本,一方面它紧跟社会现实变动,迅速地生产着时代话题,将深度表达和文化意义赋予娱乐,让年轻人“想说就说”,并传递自由自在的民主精神,它使传统的婚恋观和道德观迅速地被解构;而另一方面,拜金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高高在上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和婚恋观也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本文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视为一个独立的文本结构,用莫里斯、罗兰·巴特等人的符号学理论来分析《非诚勿扰》的文本结构和意义指涉,同时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斯图亚特·霍尔、菲斯克的文化研究理论等来分析《非诚勿扰》的生产运作、受众的多种阐释方式等内容。最后得出结论,《非诚勿扰》的深度模式是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从节目的形式到内容都较同类节目有优势;另一方面也有局限,相亲节目要减少做秀成分,要表达真情实感,在传递正能量的同时真正为大多数单身青年的终身大事出一份力,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