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策士理解的层面不同,长期以来,策士这一课题始终围绕着纵横策士、策士的形象、言辞特色以及人生价值这些方面进行研究,策士作为特定的一类人,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先秦时期尤其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社会,各类士人纷纷各显神通,作为混杂于众多士人中的策士更是鲜有引起学者注意。但是,学术界关于策士这一课题的研究,是士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着人们对先秦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认知以及对先秦社会思想的全面认识,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文章在大量搜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科学、全面地分析,通过从横向上对征引材料所显现的先秦时期策士的内涵和典型性特征的剖析和从纵向上对策士在先秦时期的发展分析这两个层面对先秦策士作一个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全文主体共分为《策士内涵演变考》、《先秦策士内涵的流变》、《先秦策士典型特征探析》、《先秦策士在春秋战国的发展》四部分来对先秦策士问题进行研究。第一章《先秦策士内涵演变考》主要通过对古代资料的整理,对先秦策士的内涵进行整体的梳理、考证和界定。首先,通过“策士的记载及其内涵的界定”得出了策士是一个晚出的概念,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第一次出现,自宋朝开始,策士一词开始大量出现在历史文献之中,在漫长的时间段中策士共出现300多次,其中宋辽金的文献中涉及策士概念达80多次,元代出现15次左右,明代将近80次提及策士,清代更是多达100多次。其次“策士演变原因分析”从士缘起的多元说、不同视角下策士的多样化两方面探讨了策士具有不同称名和含义的原因,从而对策士在大体上做了一个定位:策士是士中文士的一种,他既有文学之士的智能、谋士的策略,而且还具备辩士的机变,他们狭义上单指战国时代游说诸侯的纵横之士,广义上泛指出计策、献谋略的人。第二章《先秦策士内涵的流变》由夏商和西周时期的策士、春秋时期的策士和战国时期的策士三方面组成,首先商和西周时期的策士数量不多,但大多有“官”的身份,更多的变现为一种谏言。其次,春秋时期的策士表现为谋臣策士的角色,他们是士一种建言献策的形态。最后,战国时期的策士既包括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与鲁仲连、张孟谈为代表的高才秀士共同组成的纵横策士,还包括当时的不治而议论之士。纵横策士是现今学术界对策士的普遍理解,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纵横家实为当时的“显学”,另一方面与《战国策》的编纂和传播息息相关。第三章《先秦策士典型特征探析》从时代特征方面考察了先秦策士的典型特征:策略与辩论、先秦策士的炫才以及经济和思想上的矛盾。“策略和辩论”是先秦策士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策士最主要的特征之一,由于策士要宣扬自己的学说、向诸侯灌输自己的观点,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就必选通过建言献策和辩论来实现,并且在游说的同时注重自己的方式和技巧。“先秦策士的炫才”包括自身在游辩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姿态、言辞和策士彼此之间的炫耀才华。“经济和思想上的矛盾”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策士的出身有逐渐贫寒化的趋向,同时战乱频仍,先秦时期的策士大多经济窘迫;但他们思想有一定的独立性,这就造成了经济和思想上的矛盾同时体现在了先秦策士的身上。第四章《先秦策士在春秋战国的发展》从宏观上对先秦策士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阶段性的概括,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一,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动为先秦策士在数量与类型上提出了新的需求,策士进入了自身的发展阶段。第二,从春秋中、后期起至战国末期的这段争霸与兼并战争中,各个诸侯国的崛起使的社会对于策士的需求大量增加,各个诸侯国上至侯王下至私人都争相养士,为策士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客观的条件;其次,游仕之风大兴的时代氛围中,策士都希望能在这个时代得到发展,同时世卿世禄制的逐渐被打破为积极进取的策士们实现自身的价值提供了直接和间接地条件。第三,策士在战国末期随着纷争局面的结束而逐渐进入自身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衰微阶段。最后是本文的结语,本文的策士是基于策士宽泛意义的基础上来进行讨论的,先秦策士的内涵就经历了夏商和西周时期的策士,春秋时期的谋臣策士以及战国时期的策士三个阶段,他们有着典型的特征和自身发展规律,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