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企业是转型最为有力的推动者。产品召回制度作为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强有力的保证制度，是企业长远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制度，然而，这一制度的建设和执行在我国却不尽如人意。
　　 本文从制度伦理角度对产品召回制度进行伦理思考，主要在于论证产品召回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并从伦理学的机会平等和社会正义角度、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和低度均衡角度对产品召回制度进行辩护。从现实情况看，国有产品召回的乏力和国外产品召回的内外有别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从理论研究看，目前产品召回制度的思考、完善措施大多是围绕消费者主权社会的构建、理论法学的角度展开，从经济伦理和制度伦理的角度对产品召回制度的完善的进行的理论思考相对薄弱，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薄弱的环节对伦理学在实践中的应用做一次尝试。
　　 文章的论证过程。本文通过产品召回制度的概念的解读，在对比中剖析中外企业在产品召回制度上存在的差异，从而更直观地厘清产品召回制度的历史和现状。通过对企业召回制度伦理和经济角度反思，我们可以看到产品召回制度的推行面临这样一对矛盾：一方面，市场经济下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经济利润进行的。如何在日趋激烈的竞争市场上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这是每一个企业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最本源的动机。在此，产品召回制度并非是企业为获取品牌效应做的点缀或者作秀，须知，若实施产品召回企业必定要在经济利益上蒙受损失，从财务会计的角度而言这一举动对企业的利润具有巨大的杠杆效应，因为一次大规模召回举动，企业的利润甚至由盈利转为巨额亏损的例子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企业召回制度要求牺牲企业自身的眼前利益，本着对消费者负责、对整个社会负责的态度对其出售的缺陷产品主动承担召回的责任。显而易见，这一制度从表面看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无疑有悖于企业的追逐利润的天性。但从斯密的观点审视产品召回制度，我们发现，企业最求“效用最大化”或者“利润最大化”与保持《道德情操论》下的“同情心”二者并不矛盾，恰恰相反，两者的统一才构成了道德的基础。同情心在本质上就是要求我们做到将心比心：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但是根据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如果不能实现企业的负外部效应的成本内部化，那么企业必然会做出诸多不道德行为看，从而在产品市场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故此本文的结论便是：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的禀赋及其伦理道德的公共资源的制度特性，在目前我国首先应当完善产品召回制度，将制度细节化；其次在制度匡正的范围外，必须辅之以道德支撑。因为对于社会的外部性，产品召回制度很难完全解决问题，这时道德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
　　 本文的逻辑体系。本文是按照总分总的逻辑顺序设置章节的安排的。
　　 第一章是前沿，主要内容是产品召回制度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及其产品召回制度研究的意义。
　　 第二章产品召回制度现状分析。第一节阐述产品召回的由来及内涵；第二节分析了国外主要国家的产品召回制度，第三节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利弊。
　　 第三章，主要是对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伦理分析，是文章的核心部分。第一节内容是从制度伦理角度分析我国产品召回制度，这涉及两个视角：功利主义和社会正义。产品召回符合功利主义的利益计算和满足“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第二节内容是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产品召回制度，同样有两个视角：交易成本和低度均衡。产品召回制度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同时避免社会低度均衡的出现，防止“劣货驱逐良货”。
　　 第四章，结合第二章中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利弊分析和第三章的伦理分析，逻辑的给出完善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措施。
　　 第五章，由此本文的结论是，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将企业召回制度所体现的伦理意义广泛运用于企业日常召回或者类似的经营活动中去，促进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从而产生实际效用，为企业的平稳长远发展提供一种理论和现实结合的可操作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