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倍仲麻吕(698-770)是日本奈良时代的遣唐留学生,在日本第八次遣唐使派遣的时候来到唐朝的太学学习。成为高官的他最终客死中国,没能返回日本。本文舍弃以往的考据学方法,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阿倍仲麻吕的形象的“虚实”。本文通过探究中日两国关于阿倍仲麻吕的传记和传说,特别是记载阿倍仲麻吕的各种史书、说话文学,以及以阿倍仲麻吕为原型的仲麻吕“化鬼”传说,有以下几点发现。中国古代文人在对阿倍仲麻吕的文化传承中,否定了他归国的愿望,把他塑造成了“慕华不肯去”的文人形象。通过和他有关的各种汉诗的注释和历代史书的编纂,这样的文人形象不断地被流传下来。“慕华不肯去”的文人形象的塑造,和中国历朝历代均以中华文明为世界中心的华夷思想有关。因此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阿倍仲麻吕只是思慕唐朝文化而来到中国的遣唐使的一员。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上,以本国为文明中心,而将日本看作文化边缘的蕞尔小国。相反在日本,关于阿倍仲麻吕吟咏《天の原》和歌的传说广为流传。在《天の原》和歌的流传过程中,阿倍仲麻吕被塑造成了一个和歌诗人。与史书中热心汉文化相反,阿倍仲麻吕在归国之际写下充满思乡之情的悲伤和歌。日本的传说中将阿倍仲麻吕塑造成和歌诗人而不是汉诗人的原因,在于日本国风文化时代以来一直崇尚和歌。《天の原》和歌的传说,塑造了一个归心似箭却无法返回日本,只留下一首动人的思乡和歌的阿倍仲麻吕形象。究其时代背景,是因为日本国家意识开始觉醒。在那个时代,比起从中国传来的汉诗文,知识分子更加重视本国“特有文化”(国风)的和歌。但古代日本的国家意识的高涨并没有因此止步,强烈的民族意识的高涨,催生出了《吉备大臣入唐说话》等一系列说话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广为流传,塑造了阿倍仲麻吕的“虚像”。在这些作品中,面对不断设下难关的“唐人”迫害,吉备大臣凭借他机智和高超的阴阳术,不断化险为夷。与大展雄姿的吉备大臣的正面形像相比,阿倍仲麻吕则是一个思念故土和子孙的“鬼”的负面形象。并且被吉备大臣当做“护法”呼来喝去,只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鬼”。从平安时代到明治时代,关于阿倍仲麻吕“化鬼”的传说,不断被改变和再创作,在近八百年间演变出了各种版本。阿倍仲麻吕的“虚像”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日本人对阿倍学习唐土文化、却无法效力祖国的行为持批判态度。阿倍仲麻吕“化鬼”传说在本质上,与中日文化落差和日本人内心中因此而产生的“大国”、“小国”意识密切相关。正是古代日本的这种扭曲的国家意识和无限膨胀的国粹主义,使得阿倍仲麻吕沦落成了一个凄惨的“鬼”的形象。综上所述,虽然中国和日本的这些传记和传说中,叙述对象都是阿倍仲麻吕,但叙述的内容和结果却截然不同。因此依据叙述的构造理论,本文最终结论认为,中日两国对阿倍仲麻吕的文化传承中,都无法客观地看待阿倍仲麻吕,各自塑造了不同的形象。这是因为,这些形象中,都掺杂了两国的国家意识和对他国的印象。这样的社会性要素掺杂越多,就越加远离史实,最终演变出“虚像”。目前中日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并交流日益频繁,本文聚焦作为两国友好交流象征的阿倍仲麻吕,舍弃考据学观点,改用叙述的角度对其重新进行了研究。从小角度切入管窥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形态和中国的日本观,从而可以进一步探究两国文化交流的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