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使得弱势群体及小微企业有更多的机会获取金融服务,进而有助于经济增长。毋庸置疑,当前普惠金融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有些因素如高单位管理成本、不完善的征信系统等制约其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应运而生,其发展得益于通信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进一步增强了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还显著地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并提高了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效率。但是,由于数字普惠金融诞生时间较短,其相应的监管体系尚未完全建立。部分金融服务提供者为新兴参与者,其对金融风险的认识不足,缺乏有力的内控制度和过硬的业务素质,给金融服务的安全性和业务连续性埋下了隐患。部分金融服务受众群体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缺乏相应的金融知识以及数字知识,其难以充分参与到数字普惠金融活动中。此外,部分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难以给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有助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有待实证进一步检验。目前针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定性分析以及指数编制上,进行相关定量分析的文献不是特别充分。有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相关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本文在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通过整理现有文献,结合现阶段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其特点及优势,梳理了其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其次,本文选取2011-2016我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引用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合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各城市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增长代理变量作为实证模型被解释变量,从全国层面、东中西部区域两个层面进行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中国整体经济以及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利用门限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差异;最后,基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三个维度进一步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在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区域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区域经济增长,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幅度因区域异质性而有所差异;第二,门限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差异,从全国层面以及东中区域层面上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影响均可以分为二个阶段,但全国层面以及中部区域的第一个阶段数字普惠金融较大幅度地促进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第二个阶段促进幅度则有所下降,而对于东部区域,两个阶段的促进幅度逐步增长;第三,从数字化水平、覆盖广度以及使用深度三个维度的实证分析结果中可以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在全国层面以及东部区域层面上通过降门槛机制显著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而在中西区域不显著,其原因可能与中西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等相关;2.数字普惠金融在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区域层面上通过减缓地理排斥的方式显著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缓解金融产品及服务机制则是在中部以及西部区域层面上显著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金融产品及服务排斥情况与全国层面以及东部区域相比较为严重有关。针对以上结论,本文在中西区域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技术人才的引进与培养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各地区丰富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并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