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工业主义和技术理性的系统改造，当今社会进入了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1rich Beck)所说的风险社会，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风险文化（政治风险文化、经济风险文化和自然风险文化）已经渗透到所有不确定的社会领域，并且成为反思制度、反思技术、反思现代性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话语资源和文化形态。而作为阐释风险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环境传播，无疑成为接近并认识风险社会的有效切入点。因为，当我们把“环境”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构成元素来看待时，便赋予了环境一系列深层次的意义。具体而言，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赋予了环境问题以社会意义，生态民主和公共参与赋予了环境问题以1"_Toc230829120"「(?)四、终极性价值观与十种环境主义运动!! PAGEREF_Toc230829120h「(?)154(?)!! HYPERLINK1"_Toc230829121"「?)第四节、“反话语空间”的符号修辞学生成机制为一个生产性的元素参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搭建工作，并且成为我们认识其它社会场域的修辞资源。由于符码与意义、事物与意义、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勾连关系是任意的、偶然的，这便使得秩序、关系与意义是作为文化表征和意指实践的产物而被构造出来的。于是，环境传播的各个参与主体（公民与社区组织、环保组织、科技专家、企业及其商业公关、反环保主义组织、媒介与环境新闻）卷入一场有关意义争夺的权力关系中，意义争夺是以话语和修辞的方式进行的，而且根本上指向了环境政治（文本再现与建构层面以及社会构造与运作层面）。　　 本文主要从话语与修辞的维度来探讨环境政治，上编致力于从环境话语的角度来解析环境政治的权力运作过程，下编致力于从环境修辞的角度来揭示环境政治的意义建构过程，最终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环境议题及其意义是如何被命名、编码、架构、争夺和表征的？不同的环境话语是如何“以修辞的方式”实现合法性的争夺与排他性的打造，最终又是如何实现权力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是环境传播研究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是环境传播之于风险社会研究的价值所在，以及环境传播之于中国公民社会进程的价值所在。就环境传播的话语与权力而言，从哲学阐释话语（生存理性和工业理性）与秩序思辨话语（改良主义和激进主义）两个坐标维度来思考环境意义的建构与争夺过程，相应地也就产生了四种环境主义话语范畴：生存极限主义、生态理性主义、生态现代主义和绿色激进主义。每一种环境话语形态都致力于现实的合法化，无论是马克思、卢克斯的“资源力学”、还是韦伯、帕森斯的“政治力学”、抑或是福柯的“微观力学”，都试图在极具渗透性、创造性和生产性的话语陈述和话语建构中实现权力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比如，通过分析1987-2008年间美国六家主流报纸关于环境激进主义运动的报道，不难发现，媒介借助特定的话语和修辞制造了一种恐惧，绿色激进主义环境运动被贴上“生态恐怖主义”的再现标签。就环境传播的修辞与政治而言，任何符号的使用，实际上都是一个象征交换行为，包括环境主义运动在内的一切新社会运动本质上都表现为一场作用于意识深处的修辞运动。比如，美国近400年来的环境传播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了环境修辞之于社会认同建构与象征权力生产的重要意义。然而，就十大绿色激进主义运动而言，被边缘化的、被剥夺了话语资格的环境主义者如何在工业主义霸权话语空间之外建构一个约翰·道宁提出的“替代性公共领域”，以此来挑战主导性话语空间的合法性与正义性，这便涉及到环境传播中“反话语空间”（即对抗性话语空间）的构建问题。本文从空间生产与意义争夺的角度提出了“反话语空间”的三种生成机制：政治经济学生成机制、社会心理学生成机制和符号修辞学生成机制。另外，伴随着视觉性日益成为文化的主因，我们更有理由来关注图像霸权时代的视觉修辞。通过分析视觉修辞的心理学运作机制、文化阐释学机制以及含蓄意指机制，本文从文本间性、话语建构、意指概念三个理论维度分别回答视觉修辞的意义生产方式，即“神话”如何借助意指实践进入图像文本，又是如何实现图像符号的神话化。在视觉修辞相关理论支撑下，本文通过两个案例分析来进一步解析视觉修辞的意义生产与认同建构机制，即广告又是如何通过对性别叙事与自然叙事的叠加与整合来实现商品“意象”的建构与生产，环境激进主义运动是如何借助“图像事件”和“身体政治”来实现公共话语生产的视觉转向。另外，作为环境传播的话语、修辞和政治研究的后续推进，一些极具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的概念借由环境传播而浮出水面，比如环境民主、社会资本、国家形象、社会公平、绿色公共领域和全球生态公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