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制度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学者们研究和讨论的热门话题。关于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否应该扩大，应该如何扩大，理论界众说纷纭，争议很大。本文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对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历史沿革及现状进行了认真研究，指出现行司法审查范围存在的问题，综合其他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的受案规定，提出扩大司法审查范围设想，采用总体概括加排除列举相结合的方式，确定行政审判受案范围。并且有重点地论述了抽象行政行为和准行政行为等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笔者深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仅凭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粗浅认识，所得出的结论，未免有失偏颇。概括而言，本文的主要内容是： 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这正是行政诉讼区别于其他诉讼的重要方面。明确的行政诉讼范围对于法院、行政机关及行政相对人意义重大。它可以划清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界限，恰当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且有利于划清法院内部的分工。 我国的行政诉讼范围先后经历了几个发展过程。行政诉讼最初的受案依据是在民事诉讼法中，一直到1990年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才有了独立的诉讼体系。可是，由于立法技术和历史条件等原因，行政受案问题一直困扰行政审判的快速发展。1991年最高院《若干意见》出台，对诉讼范围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规定。非常遗憾的是，该意见对行政诉讼法关于诉讼范围的规定作出了限制解释，它把事实行为、抽象行为及双向行为排除在收案范围之外。随着行政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若干意见》的司法解释内容己经不适应实践的需要，有的规定己经没有必要。2000年最高院作出《若干解释》，该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主体、可诉行为的外延、不可诉行为的内涵和外延等问题都作出了规定，相应扩大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虽然《若干解释》扩大了收案范围，但由于收案范围的体系存在逻辑矛盾，不能完全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根据我国行政审判的发展情况，许多应当受理的案件被排除在法院之外，行政审判机构还有承受大量案件的能力，适时扩大收案范围是可行的。改革诉讼范围应按照一定的规律去操作，根据其他国家和台湾地区司法审查范围的比较分析，其一般采取的是列举排除加概括肯定式。即先通过立法或判例确定法院不宜受理审查的行为，然后规定其余的所有行政行为或者公法争议属于法院受理和审查范围。笔者综合以上情况，认为:我国的行政受案范围应采用先概括规定，后列举排除的结合方式确定。即先从总体上概括何种性质的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再列举具体排除事项。这种方式克服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总体概括，受理和排除双向列举方式的矛盾点。 行政诉讼收案范围应对可诉行为总体进行研究，综合分析之后作出确定。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范围应包括:行使行政职权和公法权力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一般包括具体行政行为、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准行政行为、事实行为等。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毋庸质疑，但是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还有模糊认识，理论界对此概念认识不一致。从作为和不作为的角度看，对不作为的司法审查应进一步加强。对于抽象行为，笔者赞同理论界多数学者的观点，即抽象行政行为可诉但应有明确限定，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限定在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实际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一直在进行，不过是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只以适用法律的形式存在罢了，本文从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相关技术性处理等几个方面，作了细致论述，阐明了抽象行政行为应尽快纳入司法审查的观点。某些准行政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和《若干解释》都有相关规定，但是还是存在一个范围问题。本文认为，准行政行为应全部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因为准行政行为在许多情况下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如果法院未经审理，仅靠简单判断即作出是否受理决定，主观性太强。应当对此类案件先行受理，然后根据案情作出判断。这样可以避免对不同种类准行政行为应否受案的争论，统一立案标准，减少当事人对法院受案范围的猜疑。另外，事实行为也属于司法审查范围。虽然事实行为不属于行政法律行为，但是它是与行政行为有关的行为。对’事实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符合行政诉讼的立法精神，同时也符合社会公众的思维习惯。 总体受案范围界定之后，排除不应受理的特殊项，即是实际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利用立法技术，合理确定排除受案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行政案件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