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形成了中国社会“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和保守倾向的民族与突兀而至的“现代”相遇。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站在世界文化时局的高度认识中国社会的变迁，研究中国面临的命运。传统的失效与对“现代”的渴求，使他们对纷至沓来的西方理论进行了紧张的理论抉择与阐释。张东荪作为著名的哲学家、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从分析中国实际出发，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在调和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建设提出了设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既涉及对自身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定位，也涉及对未来社会的价值目标、实现途径和社会制度的设想。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作为辅治阶级，主要的是“评政治”而不是干政治，主要的任务是通过推介西方先进文化，既为统治者建言献策，也在社会上开启民智，推动民主化进程。他把实现人民的民主与自由看成是政治制度的价值目标，把社会主义看做理想的社会制度，而把发展生产当作实现政治理想的基本途径。尽管张东荪一直被视为顽固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不无合理的成分，研究他的政治理想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在张东荪看来，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状况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知识阶层的堕落是社会发展滞后最主要的表现，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主张知识分子在与劳动大众“打成一片”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改造，进而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通过评政治达到“致君尧舜”的目的。同时，中国与西方的差别主要在于文化的差别，而中西文化的差别主要是文明类型的不同：西方已经出现了第三种文明的曙光，而中国尚处于第一、二种文明的相交阶段。因此，要学习西方必须对其文化进行调和，“调和论”成为张东荪文化思想的核心。在此基础上，通过调和中西文化、调和个人意志和阶级矛盾，实现人的自由和民主；在重视生产工具更新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兼顾民主主义者对民主的要求和社会主义者对平等的期望，在同时解决物质资料“寡”与“不均”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也是文明转型的必然要求。　　张东荪的政治理想不是一次形成的，而是随着他对社会实际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其中既有天才的设想，也有乌托邦式的内容。但是，他对个人理想的设定、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他毕生一以贯之的。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早期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对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