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21世纪初的生态翻译学，作为结合了全球生态化思潮与华夏文明智慧的中国式、跨学科译学理论，显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生态翻译学包括一系列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翻译生态环境便是其中之一。诗歌是对现实生活语言的高度提炼与浓缩，诗歌翻译则因其难度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尽管困难重重，但译诗活动却从未停止过，成功的译作亦不鲜见。世界文学奇葩——唐诗，吸引着各国人民，其在法国的译介历史悠久、影响颇大。法国汉学家德理文、女诗人朱迪特和法籍华裔学者兼诗人、作家程抱一都曾翻译过唐诗，他们的译作风格迥异，却皆取得了成功。传统的译学标准已不足以解释上述三位译者译品取得的成功，而此类现象在翻译界却不鲜见。生态翻译学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路径，以另一种视角阐释译品的诞生与接受。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指导，取德理文和朱迪特以及程抱一的译本为案例，通过共时及历时对比的方法，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通过翻译生态环境与译者、译作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说明译者受到所处翻译生态环境的深刻影响，是特定时代社会环境的产物。译作符合了特定时代读者的期待，为当时社会注入了新的力量，便应当予以肯定。翻译是环境的产物，翻译生态环境在演替，翻译之果—译作也在变化。翻译作品本身并无权威性。生态翻译学提倡”动态/平衡”与”多样/统一”，通过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对德理文、朱迪特和程抱一三种风格的唐诗翻译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作品的复译、再译不仅有其合理性，还有其必要性；第二，译作的多元性应当得到包容，译品的诞生有其社会根源，不同的译品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发挥不同的作用；第三，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应当从中得到启示，针对与西方文化差异巨大的作品，采取形式多样的翻译，循序渐进式地向外推出中国文化，不失为一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