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有效规制破坏市场交易秩序的行为,我国在1997年刑法中设立了强迫交易罪,将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规定为强迫交易罪的两种具体类型。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更多新的交易形式,强迫交易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为了进一步维护市场交易秩序,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强迫交易罪三种新的行为类型并增加“情节特别严重”这一加重量刑情节。强迫交易行为入罪以来,尽管司法解释日趋完善,但通过对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发现,司法适用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厘清,尤其是2018年“扫黑除恶”相关政策性文件出台后,更是为强迫交易罪的认定与适用提出了新的要求,故利用司法数据分析的方法对该罪司法适用中的争议和问题进行梳理、研究,并提出相应完善建议,希望对理论和实践有所助力。论文共分为五部分,约35000字。第一部分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以及说明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论文通过阐述司法大数据分析“扫黑除恶”背景下强迫交易罪司法适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的研究内容。论文通过分析“扫黑除恶”行动前后该罪的司法适用情况,总结该罪在“扫黑除恶”背景下司法实践中适用的规律和突出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通过个案判决结果的对比探究划分该罪犯罪情节的具体标准的创新点。第二部分通过梳理强迫交易罪的研究综述,认为国内外学者对该罪研究主要集中在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行为以及与类罪区分等方面,而对犯罪情节问题研究较少。通过分析该罪的立法沿革,认为该罪存在由抽象到具体的立法规律。第三部分通过司法大数据对近五年司法实践中强迫交易罪适用情况进行分析,认为随着“扫黑除恶”行动的开展,该罪司法适用数量呈上升趋势。相对于传统的“暴力、威胁”手段,犯罪行为人较多实施“软暴力”以达到犯罪目的等。分析强迫交易罪的犯罪客体,指出市场交易秩序是司法实践中认定构成该罪的主要客体。梳理强迫交易罪的犯罪情节,并分别统计司法实践中该罪“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两个犯罪情节的认定数量,发现司法机关一般通过行为人强迫交易的金额和强迫交易行为造成的后果认定该罪的情节。第四部分基于对司法数据的分析,结合具体案例阐述强迫交易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争议和问题,指出随着“扫黑除恶”规范文件的实施,该罪“恶势力”的认定呈现出扩大趋势,主要原因为刑事政策对“恶势力”的规定与刑事立法衔接不畅以及司法实践中对于恶势力的扁平化的认定模式选择不合理。同时,司法实践中该罪“软暴力”行为认定的定性标准和定量标准过低。通过对具体案件判决的分析,指出该罪与抢劫罪、敲诈勒索罪认定存在的实质争议。通过对数个判决中犯罪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以及法院判决结果对比得出该罪的“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内涵不清,没有一个具体区分标准。第五部分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关于“恶势力”的认定,认为应当完善恶势力犯罪的相关规定,并建立形式与实质的恶势力犯罪阶层认定模式。对于“软暴力”认定标准过低的司法实践,认为应当提高“软暴力”入罪的标准,即被害人达到恐惧或者心理强制的程度才可以认定“软暴力”构成犯罪。论文指认为应从交易的真实性、手段的严重程度等方面提出该罪与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具体区分标准。通过分析我国对于情节犯的认定规律认为应通过交易的性质、强迫交易的次数,强迫交易的数额、被害人的人身损害结果和强迫交易的对象等因素考量“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区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