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因作为企业溢价收购的附属品出现在财务报表中,近几年企业溢价并购事项的高发生率,致使商誉账面价值急剧上涨,无疑增大了企业未来年度将面临的减值风险。2017年至2018年,随着业绩承诺期的临近,众多上市公司集中释放以前年度积累的巨额商誉减值风险,导致经营业绩在当期急速下滑,出现由盈转亏或者加剧亏损的现象,同时伴随着股价的大幅度下跌,这不仅会对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还会影响市场的稳定性和投资者的信心。对于上述现象的发生,证券交易所曾向多家上市公司下发问询函,质疑其计提商誉减值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人为调节业绩的盈余管理行为。由此可见,如何判定商誉减值的合理性以及其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通过对商誉减值与盈余管理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以委托代理理论、超额收益论、有效市场理论为基础,采用案例分析法并选取*ST高升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对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商誉减值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由于行业特性导致账面存在较高的商誉减值风险,而行业内各上市公司对于商誉减值计提比例有着显著差异,该行业内的上市公司很可能会在计提商誉减值过程中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其次,对于*ST高升公司是否利用商誉减值实施盈余管理行为进行识别分析,主要从两方面入手:其一,通过对*ST高升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评估,发现其商誉减值计提金额存在较大的不合理性;其二,借助盈余管理检验模型进一步印证了公司确实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最后,通过对*ST高升公司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原因以及引发的后果进行分析发现,推动公司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因素有:并购时的高溢价和高业绩承诺、准则弹性产生的空间、管理层变更以及政策导向的推动;而在这种盈余管理行为下引起了股票市场的强烈反应,并且降低了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导致投资价值失真,此外还对公司业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加剧了企业未来业绩不确定性。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首先,在企业会计准则层面上,应进一步细化对商誉减值测试过程的规定以及对商誉减值相关信息的披露要求,以减少管理层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机会;同时对于判定上市公司是否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应制定相应的评判方法和标准;此外还要设置相应的处罚依据,使监管部门在对具有盈余管理行为的公司进行处罚时能有据可循。其次,政府和独立第三方从商誉形成阶段开始就要严格监督,可设立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及时有效地传递信息。最后,上市公司应对并购保持理性态度,设置合理的业绩承诺,做好并购后的整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