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交流在文化交流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承载着丰富的政治内涵,深入细致地了解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的具体情形,分析朝鲜汉籍与中国汉籍之间的关系,阐明书籍辩诬的政治意义,对深刻理解朝鲜文化建设、朝鲜与中国的文化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朝鲜王朝与明、清的书籍交流为研究对象,依据《明史》《清史稿》《明实录》《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燕行录》《韩国文集丛刊》《增补文献备考》等中韩文献资料,论述了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的背景、书籍交流的途径、类型及特征,分析了朝鲜汉籍与中国书籍的文化关系以及朝鲜通过书籍辩诬表现出的对宗藩关系的诉求,阐释了书籍交流给两国带来的影响。全文由绪论、本论和结论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说明选题目的、意义,介绍学界的相关研究动态,对相关概念以及时间断限进行界定,说明论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至第五章为本论部分。第一章“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的背景”。简要描述了朝鲜半岛三国时代以及高丽时代中朝书籍交流的历史；阐释朝鲜王朝与明、清进行书籍交流的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明朝的睦邻友好政策、清朝入关后的儒化努力以及对朝鲜的德化政策是两国书籍交流展开的政治基础,明清图书编撰刊印事业的繁荣为两国的书籍交流创造了条件；朝鲜好学君主的文化政策以及对明清的不同文化心态对朝鲜与明、清书籍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章“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的具体情形”。在朝鲜王朝对华外交原则下,中朝之间的书籍交流通过明、清赴朝敕使和朝鲜朝天使、燕行使来实现。在明代,以明朝赐书和朝鲜官方求赐为主,兼有使行购贸以及使臣之间互赠书籍。到了清代,清代皇帝赐书的情形并不多见,而以燕行使购书为主。清代,燕行使臣和清代学人的交流活动促进了中朝之间书籍的交流。尤其是在晚清时期,朝鲜人积极主动将朝鲜国内的汉文著作带到中国,使“小中华意识”得到感知。朝鲜王朝与明、清的书籍交流是双向的,只是流入中国的朝鲜汉籍在数量和种类上远不及中国汉籍的输出。第三章“书籍辩诬——朝鲜王朝对宗藩关系的诉求”。朝鲜王朝围绕《大明会典》、《吾学编》《弁山别集》等明代野史、《两朝从信录》、《明纪辑略》、《廿一史约编》、《清文献统考》等清代史书对明、清展开的辩诬交涉已经突破了文化交流的层面,上升为两国政治交涉的重要内容之一。书籍辩诬是朝鲜王朝在朝贡册封体制下维护现实利益的必然选择；明清朝廷作为宗主国控制着辩诬的节奏和进程,也从维护自身正统和维持宗藩秩序的实际需要出发有张有弛地处理朝鲜的书籍辩诬。第四章“从朝鲜汉籍的形式看中朝书籍间的文化关系”。以个案分析的形式阐释朝鲜对中国书籍的接受方式,即对中国著述体式的模仿和沿袭,对中国著述的评选和改编以及对中国著述的翻译和注解,以考察中朝汉籍关系作为切入角度,透视古代汉文化和朝鲜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五章“书籍交流对中朝两国的影响”。如同书籍交流是双向的一样,书籍交流所产生的影响也必然是双方面的,只不过有影响大小的差别。明清时期,中国书籍源源不断地流入朝鲜,对推动朝鲜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朝鲜人通过诸多努力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还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朝鲜“华夷观”作出内部调整,中国书籍的流入,促进了朝鲜文献学的发展,更带动了朝鲜汉文创作的繁荣；同样,朝鲜文化的价值也逐渐被中国文人所认识和接受,朝鲜汉籍的流入,不仅增加了中国的藏书量,更丰富了中国文学、学术研究的内容。结论部分,从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的动机、书籍交流背后的政治意义、书籍交流与华夷观的关系、书籍交流的媒介等方面总结了全文要点,得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