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框架下，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对外直接投资历史，从中国企业的投资动机、制度差异形成的特殊竞争优势、积极的政府“干预”三个视角，对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进行了补充。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利用宏观和微观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详细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寻求、资源寻求和技术寻求动机，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因素、母国制度因素以及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考察了东道国政治风险、两国政治关系、经济文化外交手段以及参与双边、多边国际投资制度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　　 本文的工作重点是从传统经济动因角度、制度因素角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对于前人研究较少的中国对外投资的技术寻求动机、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以及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双边政治关系、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及经济外交对中国对外投资的促进作用等领域，进行了详细考察，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每一个阶段性变化都与中国政府的政策限制或者政策促进有着直接关系。2000年“走出去”战略的正式提出，直接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引入了高速发展的“春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呈现出的高度集聚性特征，尤其是服务业各个子行业以及采矿业投资高度集中在香港避税地的现象，与国内企业利用香港规避国内的制度约束有关。也与国有企业通过香港转换身份，方便海外投资的动机有关。此外，中国对外投资中采矿业投资占据了极大份额的特征说明，政府主导的能源安全战略以及政府在具体政策上的支持是促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投资主体特征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可避免要受到政府政策、国家战略、国家政治外交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希望在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战略意图是导致中国对外投资区域向发展中国家偏移的重要原因。　　 第二，我们的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以燃料矿物为目标，东道国其他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投资的影响力不大。在市场寻求动机方面，无论是采用东道国人均GDP还是总的GDP数据作为替代变量，变量都十分显著，证明我国对外投资具有强烈的市场寻求动机。且随着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倾销等贸易壁垒迫使我国企业出于规避贸易壁垒的原因对传统出口地进行对外投资。此外，我们利用高技术发达国家的样本考察了我国对外投资的技术寻求动机，证明我国对技术发达国家的投资具有显著的技术寻求动机，且这一动机显然与高技术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出口限制有关。　　 第三，东道国良好的经济、法治等正式制度以及拥有的关系资产都能促进我国对其的直接投资。从制度距离角度看，东道国与我国正式制度距离越大越能促进我国对其的投资。由于我国自身制度存在着高度管制、地方保护、市场发育不成熟、产权保护缺失等“制度缺陷”，这一研究揭示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高效”制度寻求动机，为Witt& Lewin(2007)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制度逃逸”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明。本章基于母国制度视角的研究还发现，国有企业特殊产权性质对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率有显著负面影响，而资源类行业、高科技产业的海外并购成功率明显高于其他行业，证明国家对这两个行业的政策扶持确实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体现出了明显的母国制度优势。　　 第四，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日益抬头，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遭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碍，已有的海外投资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遭遇东道国政府、民众等各种势力的反对和阻碍近年来频繁出现，东道国政治局势动荡给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带来巨大财产和人员损失，这些信号都预示着中国企业正在遭遇越来越严重的政治风险。与此同时，这些争议地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在迅速增长，而我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此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我国投资提供的保护、国家通过对外援助等经济外交手段为企业营造的良好的双边关系都是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因素。政府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建设上，还可以通过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机制，直接服务于对外投资活动。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在于:　　 第一，从理论和实证角度验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技术寻求动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学者们考察最多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的是自然资源寻求动机和市场寻求动机。由于数据的缺乏以及代理变量、研究方法等问题，对中国对外投资的战略性资产寻求动机的研究较少。从结论上看，调查问卷或者案例研究往往显示中国企业有非常明显的战略性资产寻求动机，但这一动机的显著性却一直得不到实证研究的支持。本文利用对高技术发达国家的最新投资数据，不仅首次证实了我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技术寻求动机，还进一步剖析了其与发达国家对华技术出口和转让限制间的联系，揭示出我国对高技术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规避技术出口和转让限制，主动出击获取技术或技术外溢效应的动机。　　 第二，从东道国制度、母国制度以及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距离角度，全面考察了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虽然从制度视角开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是这两年来的热点，但由于影响投资的制度因素内容及来源的多样性，基于制度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衡量制度因素时采用的变量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显著差异。我们认为，在影响投资的制度因素的内涵界定、度量方法、制度因素及制度距离的影响效应、制度发挥作用的机制等方面，还有非常大的研究空间。　　 本文在这一领域的贡献在于，利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1980)提出的国家文化价值观评价指标构建了关于东道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方面的衡量指标，全面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其次，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东道国与中国的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直接投资流出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深化了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认识。最后基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微观企业数据，对母国制度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检验，发现国有企业性质已经在事实上阻碍了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这一特殊的企业所有权制度所带来的母国制度优势已经不能抵消它所带来的制度劣势。相反，母国对行业的政策支持成为了对外投资的一大促进因素。这样，我们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的三个来源，即东道国制度、母国制度以及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距离角度，全面考察了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第三，丰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独特视角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以往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分析主要见于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领域，分析的内容偏重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以及母国政府间的关系、跨国公司政治能力、政治影响力等的研究。本文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主义理论观点，依据“大国崛起-利益冲突-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双边政治外交调和投资矛盾”的分析思路，强调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理论上建立起了一个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论文还实证分析了东道国政治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并发现我国与东道国双边政治关系、我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投资制度建设、积极开展经济外交等努力能够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政治环境，调和东道国恶劣区位条件对投资造成的不利影响。这些从国际商务角度进行的研究，有别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科的学者们的研究，从另一个学科视角丰富了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