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业革命时期,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成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量之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作为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举措,加速发展数字经济。近年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能否抓住该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趋势变革机遇实现转型升级至关重要。一方面它决定中国能否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另一方面它关乎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进程。然而,索洛提出的“索洛悖论”曾质疑过互联网应用在经济领域的效果,中国旨在推动互联网发展的“宽带中国”战略政策效果如何?中国互联网在制造业应用现状如何?中国制造业是否出现“索洛悖论”现象?如果回答是肯定的,“索洛悖论”在中国制造业出现的前提条件和破解之策又是什么?要回答上述问题,离不开对互联网宽带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本文运用多时点DID模型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战略推动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互联网发挥“网络效应”创造条件,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区分制造业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属行业技术复杂度差异、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后研究结果表明,在国有产权性质、高技术复杂度、高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该政策的效果尤为显著。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互联网不仅通过宽带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发挥“网络效应”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且通过资源配置的优化发挥“创新效应”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既然互联网宽带政策效果令人满意,本文继续对互联网应用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展开深入研究。为准确把握互联网与制造的融合现状和趋势,借助投入产出表对互联网应用与不同类型制造业行业的融合进行量化,发现互联网在其基础设施行业渗透程度最大。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研究发现,中国大部分地区互联网发展情况仍处于较低水平,互联网应用整体上还处于初期阶段,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不同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情况差距较大,东部地区互联网发展程度领先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本文在识别出的“创新效应”的基础上从技术创新能力、效率、溢价等角度切入展开研究。从互联网应用的“渗透效应”和“创新溢出效应”来看,技术创新能力是互联网应用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条件。理论上互联网应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技术创新能力较高的制造业行业能够对互联网带来的新特征做出迅速反应,创新制造业的生产流程、提升竞争力,进入发展的良性循环;技术创新能力较低的制造业行业,调整成本较高、难以在短时间做出改变,无法吸收互联网应用带来的红利,出现“索洛悖论”困境。为此,跨过技术创新能力约束的门槛条件有助于破解低技术创新能力制造业“索洛悖论”困境,本文拓展研究发现,增强互联网在制造业的应用强度能够提高制造业行业的创新效率,进而得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互联网应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互联网应用的“替代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来看,技能溢价能够调节互联网应用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互联网应用使部分中间投入品降低了价值,并替代了生产部门低技能劳动力的部分生产活动;在互联网“替代效应”大于“创新补偿效应”的条件下,互联网应用造成生产部门出现暂时性要素冗余,降低要素转换为产出的效率,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非适应性冲击,暂时出现所谓的“索洛悖论”。技能溢价对互联网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调节效应,即生产部门和创新部门的工资差异能够发挥价格的资源配置作用,吸引高技能劳动力进入创新部门从事创新活动,创造新的生产模式、提高中间产品质量,进而弱化互联网给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消极影响。技能溢价能够削弱互联网应用带来的“替代效应”,增强互联网应用带来的“创新补偿效应”,有效化解互联网发展初期所引起的“索洛悖论”。工资差异带来的技能溢价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本文进而探究了经济发展水平在互联网应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非线性性。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互联网应用对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深远,能够促进制造业生产、组织、服务方式变革,实现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此,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整合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资源、统筹技术工具与制度设计、培育壮大人才队伍,从而实现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和供给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