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把翻译活动看成静态的语言转换过程，是在封闭空间中进行的个人行为，随着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可以知道翻译并非是在真空中进行，参与翻译过程的主体要素也绝非译者一人，同时涉及到原文作者，读者，也涉及到源语文化，译语文化等。译者作任何选择与决策都是受不同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各方主体相互交流后的结果，而实现这种交流的有效方法便是对话。在翻译研究受二元桎梏和中心论思想的影响下，对话思想可以为翻译研究带来一股新空气。　　本文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出发，以余光中翻译的王尔德四大喜剧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话语对话性分析在戏剧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分析了戏剧翻译过程中三个层面中的对话性，所发生的对话关系以及这些对话关系对翻译过程各个层面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本文在前人对翻译过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界定戏剧翻译过程：翻译活动的发起层面，文本理解层面，译本输出层面。话语对话性分析作为分析和理解文学作品的方法之一，主要从文学话语的对话性和人文话语的对话性来着手，可概括为：形式上的对话和对话的精神。文学话语的对话性也可称为文学话语的内在对话性，即形式上的对话，此类对话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双声语”，理解双声语是理解文本意义的重要手段。王尔德戏剧中包含丰富的双声语，挖掘“双声语”有助于译者完成对文本意义的构建。对话精神在翻译研究中有较普遍的运用，本文着重分析在翻译发起活动，文本理解和译本输出过程中所进行的对话，包括译者与原文作者，译者与译语文化，译者与文本，译者与译语读者的对话。译者在对话交流中分别实现了翻译文本的选择，文本意义的构建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等。通过与戏剧观众的对话，充分考虑到观众接受能力与期待视野，译者选择了灵活变通的翻译策略和手法，从而有助于译出更易于读者接受及适合舞台表演的译本。　　通过研究和案例分析，本文发现戏剧翻译过程包含丰富的话语对话性，这些对话性可以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和影响译者的选择，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图发展一种以文本为依托，以译者为中介，综合考虑文化与读者等因素，可以来解释和指导戏剧翻译实践的动态的、多元的、较为科学的对话思想。对话视角为翻译研究提供了较新的理论视角，它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也是值得研究与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