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生态环境深受影响,继而屡屡出现形式不同的损害状况,这就造成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文明建设发展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为了进一步强化我国生态环境文明建设,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聚焦追究生态环境违法人的相关责任以有效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从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来看,该制度经过多轮改革的经验积累俨然逐渐优化,但是仍存在不少的问题。首先,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中的磋商机制的实体内容与形式规范上都存在明显的弊端,如磋商实体内容欠缺及磋商流于形式。其次,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司法救济忽视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主要表现为司法判决中缺判抑或判决后执行失灵。最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机制不成熟,尤其鉴定评估方法适用争议多发,仍然需要加强统筹调度。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现存问题出发,结合相关案例,本文进一步分析其如上问题发生的原因。其中之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主体地位不对等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性质界定不明确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中磋商机制实体与形式的不足。其次,深受传统侵权理念的影响下的生态权益保护有待提高,且由于生态服务功能的基线水平难以确定,这就导致了司法救济陷入忽视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境地。再次,生态损害鉴定评估规则的不完善、评估体系的不健全以及评估专业能力客观条件受限,促使生态损害赔偿鉴定机制难以显现最优实效。与此同时,本文通过考察域外美国、欧盟、日本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以借鉴先进经验。从各域外国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的法律体系、损害赔偿、损害恢复及损害评估方面考察,我国生态损害救济可以从健全相应法律体系、明确核心法律框架、构建相适配标准及完善赔偿归责体系上得出有益经验。通过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全面考察,本文提出其不足之处,进一步深入分析其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而对其优化提出相应的建议。首先,要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必须要优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机制。本文认为,该机制的优化工作可以从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程序规则、创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方式以及强化对磋商制度的检察支持和监督三个方面开展。其次,需要注重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司法救济。一方面,要合理估算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损失;另一方面,要完善生态环境“基线”的认定方式。最后,需要完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制。具体而言,既需要完善鉴定评估机制规则体系,也要提高鉴定评估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还要加强司法鉴定评估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