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选择了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并取得了不同的治理效果。本文围绕腐败行为的生成逻辑、腐败治理的政策选择和腐败治理的政策效果等问题进行研究,其目标是为优化腐败治理的政策选择与制度设计提供参考借鉴。首先,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和“委托人—代理人—顾客”模型探讨了腐败行为的生成逻辑和腐败治理的政策选择。其次,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腐败治理政策环境和政策选择,并对不同时期的政策进行评价。第三,分析了不同类型腐败治理政策的特征和变化趋势,测量和估算了不同时期腐败治理政策的具体成效,并对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腐败治理的政策选择与治理效果进行相关性分析。最后,提出了腐败治理政策选择的路径探索与制度设计。本文运用成本-收益分析和博弈分析法,分析了代理人实施腐败行为和委托人实施腐败治理行为以及不同腐败治理政策的成本-收益状况,考察了腐败行为和腐败治理行为选择的博弈过程,以及腐败治理的最佳规模和最优政策选择。借助内容分析法计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腐败治理政策相关关键词的出现频数,并判断政策选择的总体取向和变化特点。采取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法,运用Spearman分析和OLS回归模型考察了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腐败治理政策类型与治理效果之间的关系,并计算了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描述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特征,为腐败治理政策选择提供参考和依据。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腐败与腐败治理这两个因子,既是变量,也是因变量,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关系,这种交互作用依赖双方的行为选择,同时又制约着双方的选择。如果不考虑诸如政治需要等因素,单纯从成本-收益分析出发,当腐败治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是腐败治理的均衡点和最佳规模。其次,社会运动类政策通过发动公众参与腐败治理,对腐败分子形成外部压力,可以起到不敢腐的作用;思想教育类政策通过改造公职人员的主观世界,可以起到不想腐的作用;制度约束类政策通过建立健全公共权力运行体系,从而减少腐败行为发生的机会,可以起到不能腐的作用。制度约束类政策是现实中最具可行性的政策选择。第三,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采取社会运动类治理政策,改革开放时期则主要采取制度约束类治理政策,而新时代主要采取综合治理类策略。思想教育类政策、制度约束类政策与腐败治理效果之间呈正向关系,社会运动类政策与腐败治理效果之间大致呈负向关系。制度约束类政策与腐败治理效果之间相关性强度最高,思想教育类政策相关性强度中等,而社会运动类政策则相关性较低。在制度约束类政策中,事中监督类政策与腐败治理实际效果之间的相关性最强,事后惩罚类政策的相关系数属于中等水平,事前预防类政策的相关性系数偏低。第四,腐败治理政策优化的路径选择是提高腐败行为成本,即增加腐败行为的暴露概率和暴露后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化综合治理的制度设计,构建不想腐、不能腐和不敢腐的一体化腐败治理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