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刑法中作出规定起就遭遇颇多质疑,争论主要集中于实行行为的性质、证明责任归属、自首成立方式、诉讼时效计算、既判力等问题。其中核心问题为实行行为的性质,明确实行行为的性质有助于解决上述其他问题。对于该罪的实行行为性质,本文支持符合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贪贿犯罪目的的“持有说”,但对“持有说”中认为“责令说明”仅为程序性规定的观点进行改进,引入法律推定理论和证明逻辑,提倡维护被告人的辩护权以助准确定罪量刑的“可反驳的推定持有说”,辅以理论、数据、案例论证其正当性与合理性。本文认为,“可反驳的推定持有说”中的“可反驳”既是对于法律推定的限缩,又是对于“反驳”程序的强调。可反驳的法律推定的基本结构应当为:基础事实存在→对基础事实进行证明→根据相关规则初步认定推定事实成立→允许被告人对初步推定事实进行反驳→公诉方对被告反驳内容进行反向证明→判断推定事实成立与否。此结构中,被告被“责令说明财产来源”时的反驳并不具有最终的决定效果,若被告进行反驳,公诉方应当对证明被告人反驳不能成立的内容承担证明责任。公诉方的证明应当与被告的反驳对立且同在,若公诉方未证明或未完成被告反驳不成立的证明,法院应对公诉方的指控不予支持。如此,既可发挥“持有说”观点惩治贪腐犯罪的作用,又可用“可反驳的法律推定”保障被告不受非法追诉。有张有弛,不枉不纵。提倡“可反驳的推定持有说”的同时,本文认为,本罪的证明责任应由司法机关承担,并对被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进行限缩解释;关于自首,本罪应鼓励自首;关于诉讼时效,本罪诉讼时效应从行为人实际控制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之日起计算;关于本罪的既判力问题,若判决生效后查明财产来源合法,应予改判,但不予国家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