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乔纳森·贝特出版了《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传统》(Romant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Environmental Tradition),在这部从生态学角度研究浪漫主义文学的专著中,贝特使用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称之为“文学的生态批评”(1iterary ecocriticism)。有学者认为,这一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英国生态批评的开端。2000年,贝特出版了生态批评专著《大地之歌》(The Song of the Earth),以英国浪漫主义传统为基础,将批评视野扩大到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整个西方文学,同时深入到对生态批评理论的探讨。这部专著的出版确立了贝特在英国生态批评领域领军人物的地位,引领着英国生态批评的迅猛发展。直面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贝特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人类与自然的同益疏离,呼吁生态批评也应该像其他文学批评方法一样,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生态批评者应该直面这样的世界,探讨导致生态危机的社会原因,找出人类文明“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贝特细致分析了“文化”、“自然”、“环境”等词汇的含义,准确把握了它们产生、发展和含义转变的历程。在对简·奥斯汀(Jane Austen)和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作品进行生态阅读的过程中,贝特探究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寻求二者在“复杂而精细的生命之网”中的结合。通过解读拜伦的《黑暗》(Darkness)和济慈的《秋颂》(T0 Autumn),贝特从天气与诗歌的角度发掘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天气是自然不稳定性的主要标志,是自然与文化纠葛的主要标志。人类应该在天空的迹象中解读时代的迹象。贝特深入研究了“自然”一词的含义,并广泛而细致地阅读了英国浪漫主义作品,以及许多尚未被认识到其价值的现代生态文学作品。在文本阅读中,带领人类踏上重返自然的道路。不管是《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怪物充满痛苦和挣扎的回归之路,还是《绿厦:热带雨林的传奇》(Green.Mansions:A Romance of the Tropical Forest)中亚伯凄婉而无奈的回归之路,都让我们再一次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人类应以如何的方式重返自然,实现与自然的百年好合。在生态批评探索历程中,贝特又一次将批评的视野重新返回他前期研究所钟爱的莎士比亚,在生态批评的视域中寻求为爱丽儿生发的呼唤。贝特分析了加勒比批评家塞泽尔(Aime Cesaire)基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The Tempest)而改写的《一场暴风雨》(Une tempete)。他认为,《一场暴风雨》开拓了一个新的起点,即生态想像不仅仅包括一个国家或一个种族发出的呼唤,也包括惨遭蹂躏的大自然发出的呼唤。只有在所有人类彻底离开岛屿之后,爱丽儿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能重新融入自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在文本阅读基础之上,贝特逐渐过渡到对生态批评理论的探讨。首先,贝特认为如画美学理论(the aesthetics of the picturesque)是对自然权利的剥夺,是生态批评道路上的羁绊。如画美学是排斥自然美的美学,资源保护运动是如画美学理念的产物,二者都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按照人的不同需求,对自然进行肆意地裁减、规划和统治。贝特在分析中对如画美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认为如果不克服其间掩藏的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意识,生态危机不仅不可能得到扭转,甚至会进一步继续恶化。生态解读如画美学,培养真正的生态情怀,建构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美学观念不仅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其次,贝特透彻分析了诗意生存观,梦想着在理想的自然状态中,在理想的生态系统中,实践一种与我们现状不同的栖居于大地的方式——诗意安居。诗意安居意味着参与自然、顺应自然、守护自然,使它免于枯竭和恶化。让大地上的万物如其所是地存在意味着灵魂与自然之间、自我与环境之间没有任何障碍和隔膜,彼此都不怀有征服和奴役的野心。生态批评不应以提出一系列针对个别环境问题的假设和建议为目的,而是应该思索栖居在大地之上意味着什么。生态批评必须关注意识。人类目前急需的并非技术上的解决方案,而是人类意识的根本改变。生态批评拒绝知识座架的奴役,而是倾听艺术的声音;生态批评不是寻求对文学文本的束缚,而是反思它们、感激它们、聆听它们和质问它们。生态批评应该呼吁人类勇敢地承担生态责任和使命,重返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确保大地上的所有物种持续、健康、安全、诗意地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