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收入分配研究就被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不过，从文献内容的分布来看，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长期处于“重实证、轻理论”的状态，大部分研究者的关注重点是验证所谓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成立与否。收入分配的理论大体上停滞在假说和猜想的阶段，实证分析尽管海量却显单调。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对同质的代表性当事人的行为分析构成了其微观基础，收入分配研究几乎完全被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理论上引入异质性假设和多重均衡分析、在方法上采取面板数据和非参数技术等尝试，给收入分配研究带来了活力，使其开始摆脱边缘化地位。　　 然而，近十年来，在研究收入分配发展的规律时，众多文献仍然把人均实际收入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把基尼系数等收入差距指标作为因变量，试图探寻是否存在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即检验所谓库兹涅茨假说。实际上，在提出该假说的原文献中，库兹涅茨教授研究的核心是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农业两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缩小的现象。这项研究是一种结构式分析，解释收入差距演进的主要变量是经济结构指标(产业结构)，而非人均收入这样的平均数。具体而言，库兹涅茨假说描绘的是，在“农业人口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中，“全体人口中最高与最低20％收入组所占收入份额之差”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路径。为了分析的简化，该假说排除了产业内部的收入和收入差距的变化，整个经济的人均收入和收入差距本质上是产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客观结果。　　 本文以库兹涅茨假说为理论源头，借鉴库兹涅茨假说的“结构式”分析特色和“异质性”产业假定，从部门之间与部门内部两个角度探究产业结构影响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并借助非参数分析提供相应的经验证据，理论与实证并重，是对结构式收入分配研究的补充。　　 产业部门之间收入差距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不同产业部门在要素比率、储蓄率以及生产效率上具有显著的差异。在索洛模型的框架下，如果将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看作是两个异质的经济，可以发现生产效率对产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储蓄率的影响次之，要素比率是短期的、表象化的。给定产业部门的异质性，就会存在多个稳态并存的局面。当各部门都达到稳态时，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显著低于非农业部门，部门间收入比维持在一定水平不会下降。进一步假定劳动力按照一定的速度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迁移，农业的人均资本积累会得到提升，影响到两部门人均资本积累差距的扩大速度，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两个部门各自的增长路径。非农业与农业部门人均收入比的发展呈凹性上升特征，稳态时保持在一定水平，除非多个稳态的格局被打破，否则不会缩小。　　 来自我国1995-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非参数回归分析表明：第一，在工业化进程启动时，会发生收入差距的急速拉大；第二，在产业结构变迁的一些阶段，收入差距保持在一定水平不发生明显的变化；第三，在这些阶段之间，出现了基尼系数的系统性变化。来自我国1978-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的非参数回归分析则表明：随着非农就业比重的提高，非农业与农业部门的人均实际产出比(收入比)的发展变化呈现出“凹性上升-持续稳定”的循环模式。这些经验证据有力地支持了索洛模型框架下的理论预测，说明产业异质性确实导致了多稳态的格局，除非将其打破，否则难以从根本上缩小产业间的收入差距。　　 产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受到产业部门异质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三种机制的作用。首先，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求生产效率提高和劳动分工进一步细化，必然引起职业结构的多元化、人力资本的异质化以及教育回报率的分化，进而导致收入差距的上升；非农业比农业部门的分工更加细化，前者的内部收入差距就会高于后者。其次，工业化进程提高了储蓄率，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了人均资本存量的稳态水平，资本收入所占的份额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降低，资本收入的风险高于劳动收入，前者的平均预期收入和内部差距都比后者要高；非农业部门资本收入份额高于农业部门，所以产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也较高。再次，产业结构的调整会引发结构性失业和非正规就业，前一个问题将失业率的上升与收入差距的扩张联系起来，后一个问题通过非正规部门内部异质性的收入风险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结构性失业在非农业部门发生得比农业部门更为普遍，非正规就业在非农业部门的比重也高于农业部门，因而非农业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大于农业部门。这三种机制可以分别称作是产业结构变迁作用于产业内部收入差距的人力资本机制、收入结构机制和就业风险机制。　　 在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发生了三种现象：一是劳动分工逐步细化，反映为职业结构的多元化，不同教育水平的教育回报率之间差距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二是财产性收入比重上升，劳动性收入比重下降，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明显高于劳动性收入；三是非农业部门的结构性失业风险较高，中低收入群体的人均名义收入甚至会出现下降。这三种现象是人力资本机制、收入结构机制以及就业风险机制存在的有力证据。　　 在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迁移的过程中，产业间与产业内部收入差距的相对重要程度会发生变化。我国的情况表明，产业间差距居主要地位，2004年其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57.6％。不过，随着农业部门就业比重的加速下降，产业问收入差距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未来有可能会让位于产业内部差距。　　 在我国的非农业产业部门中，服务业的发展抑制了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有利于库兹涅茨拐点的出现。这一方面归因于其介于一产和二产之间的生产效率、人均产出增速、储蓄率以及投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得益于其始终为正、且在三次产业中最高的就业弧弹性。根据服务业内部主要行业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工资收入等级及其变化趋势的不同，可以将它们划分为“待扶持”、“促稳定”、“致扩张”三类。根据其在服务业内部的就业比重和就业弹性的差异，服务业主要行业可以划分为就业吸纳能力“突出”行业、“较强”行业、“潜力”行业和“较弱”行业。先将“待扶持”和“促稳定”两种类型取并集，再将“较强”与“潜力”两类取并集，然后取两个并集的交集，得到的集合称为“均等促进型”服务业行业。目前，在我国14个主要服务业行业中，属于均等促进型的有7个，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此类行业的发展，能够从产业间和产业内部两个方面促进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发展。　　 利用世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的统计资料，可以整理出关于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的人口大国跨国面板数据集。对该数据集的非参数分析表明：第一，服务业在其人均收入介于一产和二产之间时才有助于缩小产业间收入差距；第二，随着非农就业比重的提高，非农业与农业人均产出(收入)比的发展可分为9个阶段，按先后顺序分别为第一次上升期、第一次多稳态格局、第二次上升期、第二次多稳态格局、第三次多稳态格局、迅速扩张期、持续下降期、反弹期、再次下降期，总的趋势是倒U型的，人均产出比从5倍升至21倍以上又降至10倍，库兹涅茨拐点出现在非农就业比重80％前后；第三，两部门基尼系数随非农就业比重提高而发展的阶段有4个，分别为快速上升期、稳定发展期、下降-稳定-再下降循环期、持续下降期，演进路径也是倒U型的，两部门基尼系数从0.38升至0.47又降至0.1以下，拐点在非农就业比重接近40％时出现；第四，在工业化中前期，主导收入分配发展的是部门间收入差距，在工业化中后期，部门内部差距成为主导力量。　　 以国际经验为参照，我国正处于产业间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产业内部收入差距即将开始快速上升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各个维度的收入分配问题都比较严峻，一个维度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引起另一维度问题的恶化。在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显然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有必要从以下四个层次出发，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一是要正确判断形势，强化政府的收入分配职能；二是要兼顾效率公平，遏制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三是要深化制度建设，全面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四是要巩筑民生之本，发展均等促进型服务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