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研发的嵌入及合理利用对东道国的市场创新绩效有重要影响。然而，伴随外商直接投资在华的迅速上升，学术界对外资研发嵌入的中国技术创新水平及绩效提升还存在争议。针对这一现状，结合外资研发资本散布我国各省的实情，文章基于网络嵌入等相关理论，综合考虑“关系嵌入”和“人员嵌入”，从研发人员嵌入等5个关键嵌入变量入手，构建外资研发嵌入指数的测量指标体系。同时，借鉴产业链的分析视角，将研发创新过程分为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利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方法，得到2005年-2013年我国工业企业的市场创新绩效。　　综合现有文献，文章将政府支持等其他5个控制变量，纳入外资研发嵌入对市场创新绩效的综合面板数据模型。通过面板单位根及协整检验，检验了外资研发嵌入及其他5个控制变量与市场创新绩效间之间的协整关系；并发现，在混合最小二乘法下，外资研发嵌入指数对市场绩效有微弱的削弱作用。而进一步对模型的非线性问题检验发现，外资研发嵌入指数与市场创新绩效之间呈现“U”型关系。　　为了准确度量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对我国市场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门槛值，文章就此构建双门限回归模型。模型验证了外资研发嵌入水平门限值的存在，并显示了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在研发创新三阶段的双重门限效应。在总体市场创新阶段，其对市场创新绩效作用显著为负，其作用拐点分别为10.25％和30.42%；而在技术开发阶段，外资研发嵌入对市场创新绩效作用显著为正，其作用拐点为1.74%和7.56%；在成果转化阶段，外资研发嵌入对市场创新绩效作用显著为负，其作用拐点分别为12.49%，30.42%。结合门限模型估计参数，整体而言，现阶段我国外资研发嵌入最优作用区间位于[7.56%，12.49%)。　　同时，对各控制变量的检验，显示了政府支持和基础设施对市场创新绩效在技术开发阶段的显著正向影响效力，而市场产权结构的负向效果显著，但我国人力资源水平现阶段的绩效促进作用较弱。最后，文章提出重视外资研发嵌入指数“晴雨表”的功能、转变政府职能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