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终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有组织跨国犯罪、毒品和武器交易、非法移民、恐怖主义、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迅速兴起，并以前所未有的范围和烈度对一国、地区乃至全球的发展形成强烈的冲击，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9·11”袭击和“沸典”事件后，成为各国学者、媒体和政要关注的焦点，人们的安全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国外和国内的安全研究中出现的与非传统安全相近的几个概念，如“非军事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跨国安全”、“人类安全”等，都并不等同于“非传统安全”。安全概念本身发展的不全面，也延伸到非传统安全研究上，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定义、边界范围迄今为止仍然非常模糊。　　中国也面临许多上述提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仅凭一国之力，需要国际合作。本文主要叙述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方面所进行的合作。　　冷战结束后，在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的15年问，中国崛起，东盟壮大，中国与东盟关系成递进式发展，成为亚洲整体振兴过程中的三个显著特征。中国与东盟无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合作，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政治方面，中国与东盟签订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建立了牢固的互信关系;经济方面，中国与东盟正在着手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东盟面临许多共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包括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SARS、地震、海啸等;人类自身对社会造成的威胁，如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以及人类利用自然不当而造成的威胁，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从“9·11”事件后进入实质性阶段。其合作方式包括信息交流、人员交流与培训、执法协作和共同研究等。另外，中国与东盟在“非典”事件上的成功合作使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中国与东盟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特别是禁毒和打击非法移民方面的合作，以点概面，来分析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所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以此为根据提出几点可行的政策建议。　　毒品走私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跨国犯罪问题之一。中国与东盟也受到了不断发展的毒品生产和贸易问题的影响，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罂粟是在东盟的“金三角”地区生产的，而中国也从原来的单纯的毒品中转国变成既是中转国又是消费国。鉴于毒品问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中国东盟开展了禁毒合作，其合作可分为政府间多边合作、政府间双边合作和地区政府之间的合作三个层次。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一系列的行动计划和合作宣言，包括《“东盟+中国”禁毒行动计划》、《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中、缅、泰三国和联合国签署的《禁毒谅解备忘录》等。中国与东盟大多数的国家都分别展开了合作，特别是中国云南省和与其接壤的越南、缅甸、老挝三国边境地方政府也建立了边境地区缉毒执法合作联络官员制度。　　另外，在过去的十年中，非法移民问题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广大的跨国犯罪网络，走私贩卖非法移民问题在中国与东盟非常严重，单单在东南亚，每年就大约有25万名妇女、儿童被贩卖。在打击走私贩卖人口方面，缺乏中国与东盟的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只存在东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以及东盟和中国各自展开的区域外的合作。　　总的来说，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有些国家的政府至今仍不能明确分辨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各国仍过于强调国家主权原则，无法真正展开跨国合作;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领域仍然有限，并且对于某些具体领域的态度不一;大多数合作机制停留在软性机制，缺乏司法合作等实际行动。　　本文认为，加强中国与东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可以从社会、民间方面加强培育地区认同感，加强文化交流，培养有利于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社会基础;继续加强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同时在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也开始展开合作;健全法律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切实司法实践;加强“第二轨道”在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中的作用;建立一套完整的双边和多边相结合的硬性机制。在建立硬性机制方面，包括借鉴东盟内部机制，建立“10+1”和“10+3”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并且利用东盟地区论坛加强中国与东盟与有关各方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探讨与合作。　　中国与东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与经济、政治方面的合作相比仍相差很远，随着硬性机制的建立，合作态度的端正等问题的解决，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可以为区域其他方面的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为维护地区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