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关系的不断复杂,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的加强,越来越多的纠纷被诉至法院。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现行法律建设没有跟上经济进步、社会发展的步伐,在刑法上没有对诉讼诈骗行为进行明确的规制,在民事诉讼法中相关规定也没能有效地遏制虚假诉讼的提起,这使得一些不法分子,抓住了法律制度上漏洞,让一个个骗局堂而皇之的走进“法律帝国的首都”。我国虽然对诉讼诈骗行为还没有通说,但是现实中已存在大量诉讼诈骗的案件,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诉讼诈骗行为似乎已经成为常态,无论个人、单位甚至是律师都纷纷参与其中。据浙江和广东两省的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起,诉讼诈骗的案件就出现了持续上升的趋势,并且在2010年之后更是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反观我国的法律制度,从2000年到现如今,相关立法没有出台,司法解释也没有完善,只有2002年最高检察院的《答复》和一些地方性的《指导意见》在苦苦维系。法院在发现诉讼诈骗案件后的相应措施也是十分有限,或是按照诈骗罪来定罪处罚,或是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给予处罚。立法的相对滞后对诉讼诈骗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执法的缺失和惩罚制度的不完善使这一的行为肆无忌惮的发展。何为诉讼诈骗行为?我们通过反复观察现实中的案例,可以归纳总结出诉讼诈骗一般都是由这样几个步骤构成的：首先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手段是通过恶意串通当事人或法院法官、以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等,向人民法院恶意提起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致使人民法院做出错误裁判,进而取得他人公私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可以发生在民事诉讼中,也可以发生在一些行政诉讼中和一些非诉案件中。我们最为常见的现象就是：行为人篡改、伪造证据提起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恶意串通提起诉讼。目前只有民事诉讼法中有相关对诉讼诈骗行为有较为明确可以适应的条文,笔者的观点是诉讼诈骗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仅仅依靠民事诉讼法来规制这一行为是明显是不够的。其行为不仅可能会侵害了被害方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而且严重扰乱了我国正常的、稳定的司法秩序,极大的浪费了我国的诉讼资源,应当属于刑事犯罪,而不仅仅只是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笔者通过查阅外国的刑法典和翻阅外国学者的著作,发现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没有将诉讼诈骗行为单列为犯罪,但是这些国家在司法解释或者学说上都认为诉讼诈骗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诈骗罪；而新加坡、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对诉讼诈骗行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立法。我国作为更为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在立法上更加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的国情,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此笔者总结认为诉讼诈骗行为单独立法是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的。通过对本国内的各种学说分歧的讨论,每个学说之间的利弊分析,在我国单独设立诉讼诈骗罪是可行的。本文在最后部分,通过拟制诉讼诈骗罪的具体条文,对诉讼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加以详细的分析,通过罪与非罪的探讨,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划分,试着勾勒出完整的诉讼诈骗罪。除引言外,本文共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三个案例引出话题,然后概括分析出诉讼诈骗行为的定义,系统的阐明诉讼诈骗行为的特点；根据社会中普遍存在现象,笔者将诉讼诈骗行为进行不同的分类,分别从手段、主体、易发案件等方面；然后对诉讼诈骗行为的成因进行了进步一的研究,分别从公民诚信缺失、犯罪成本和收益的极度不均衡,司法规制上的漏洞加以探讨。第二部分将诉讼诈骗行为进行分类,通过不同类别的对比,将诉讼诈骗行为层层解析。第三部分是域外诉讼诈骗行为的立法现状,分别从日本、德国、新加坡、意大利、西班牙和我国台湾地区各国（地区）的立法经验,司法判例探讨、分析诉讼诈骗行为。第四部分是国内关于诉讼诈骗行为学说的现状,分布从介绍诉讼诈骗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其他犯罪的角度。第五部分是对国内现存的各个学说的评论,吸取其中的可取之处,批判其中的不合理之处。第六部分是增设诉讼诈骗罪的设想,具体描述如何增设诉讼诈骗罪,其构成要件分别是什么,有罪和无罪、此罪与彼罪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