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凭借传统比较优势以及外向型发展战略，中国制造业通过不断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但这种发展建立于要素价格扭曲引致的低成本优势和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基础之上，致使中国制造企业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或低附加值加工生产等低端环节，大而不强。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增速回落，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受此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增速放缓，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另外，工资及土地、能源、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环境承载压力加大、环境规制不断趋紧，中国制造集体走向微利时代，制造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是否会被要素成本上升、环保标准提高等因素逐渐侵蚀而步入“比较优势陷阱”？在新的比较优势形成之前是否会进入“比较优势真空”？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在要素价格扭曲和环境规制趋紧双重约束下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和变化趋势进行深入研究，并对现有比较优势和潜在竞争优势有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构建包含要素价格、环境规制、制度和技术创新四个主要影响因素的FRIT框架，借助熵值法从行业和地区两个维度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虽有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不同行业竞争力变化趋势差异较大。从分地区的评价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竞争力最强、西部次之、中部地区竞争力略弱但上升势头平稳。进一步分析制造业竞争力的来源发现，要素价格与制度因素对其贡献程度最大，技术创新稳中有升，环境规制则是一块短板，虽有正向作用，但还未发展为新兴竞争优势。因此为避免中国制造业陷入比较优势断层的发展困境，需要对要素价格扭曲和环境规制影响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而为实现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到主要依靠生产效率提高的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　　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的发展影响深远。本文采用CES生产函数并以“扭曲税”的形式将要素价格扭曲与技术进步偏向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分析了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作用于技术进步偏向而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要素市场上的资本和劳动要素价格均存在负向扭曲，资本价格的绝对扭曲程度更高，而劳动力价格的相对扭曲则更为严重;技术进步整体表现出资本偏向型特征，要素价格扭曲是影响技术进步偏向的主要因素;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影响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通过技术进步偏向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间接影响也与行业要素密集度密切相关。　　纠正要素价格扭曲是大势所趋，但这是否会导致要素价格上涨、削弱低要素成本优势，进而不利于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本文运用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价格变化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要素价格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呈“分行业、分要素”不同方向变化的局面。具体来看，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而实际工资和资本价格上涨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则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　　在研究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竞争力的关系时，一方面，基于环境规制视角，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技术创新、资本深化与制造业竞争力的内生关系。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竞争力之间存在正向交互效应，有利于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但资本过度深化问题也初步显现。环境规制对三者表现出稳健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波特假说”。另一方面，本文还从环境规制的社会效应出发，基于双层嵌套CES生产函数模型的理论分析与面板估计发现，环境规制趋紧对技能溢价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表现出多维性，既有直接的“环境—经济”效应，也有通过技能溢价所体现出的显著中介效应，但其作用方向与理论预期不完全一致。为此，进一步借助面板门槛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技能溢价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在技能溢价处于较低水平时，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有显著积极影响;当技能溢价较高时，由于技能—需求错配等原因而不利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但是，技能溢价有助于更好发挥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