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是当今世界各国都在探索解决的重要课题。现代公司制度的相似命题在不同的国家却产生了不同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决定了他们之间的不同?经济制度、政治传统、民主观念等等因素都在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稳定的社会意识,其会持续而稳定地影响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文化的差异会决定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制度中可能会出现的独特性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也不能忽略从文化的角度来寻求。中国公司制度的本土化必然伴随着对中国文化对公司治理制度影响的反思,对我国特有的文化因素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做细致地梳理,在笔者看来将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情。官本位文化是我国两千多年政治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官本位文化下产生了很多中国公司治理中的独特性问题,如果不考虑这些问题背后的官本位文化背景,而仅仅以问题的表面现象来寻求解决的答案,盲目引进西方已有的制度,并不一定可以很好的解决中国的公司治理问题。所以,笔者以官本位文化为切入点,分析《公司法》中若干新规定可能面临的官本位压力,并试图以此来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式。本文一共分四部分:文章第一部分导言部分介绍笔者选题的源起、国内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笔者在文章论述中适用的分析方法。第二部分在介绍了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理论解释,并简单分析了学者对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世界上典型的两种公司治理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大陆模式与其适用的典型国家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试图说明文化在不同国家选择公司治理制度时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第三部分在介绍了中国官本位文化的来源之后,以官本位的文化背景分析了新《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社会责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的勤勉义务和公司内部党组织在中国面临的问题。试图说明以官本位的视角分析中国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第四部分是基于第三部分的分析,提出在我国要解决和官本位文化相关的公司治理问题,应该如何针对官本位文化的影响来设计或加强原有的公司治理制度。笔者在此部分提出了厘清公司自制和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完善经理人市场的法制环境,建立科学的经理人选用机制,加强公司内部监督制度建设以及区分公司内党组织和公司组织结构不同分工的制度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