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快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但由于人口红利消失、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环境污染严重、制度创新速度减慢、全球经济逐渐衰退等国内外因素综合影响,经济增长失去动力,我国政府对于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也从规模总量的矛盾逐步转变为质量结构的矛盾。中国供需关系出现“供需错位”的现象,供给体系面临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冲突,如何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中国经济结构平衡发展成为了突破发展困境的关键环节。国际贸易调动参与国家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提高国内生产效应,在技术实现优势互补、要素上实现最佳选择,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技术追赶的过程中,一国的进口产品结构和技术复杂度会对该国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作为生产的投入品,大宗商品是关于国家安全、民生安定的商品。进口关税下降会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进口高质量中间产品、高技术大宗商品来改善进口贸易结构,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高质量的原材料和产品、继而改善中国产品供给质量。因此,基于贸易自由化与大宗商品进口技术结构的联系这一背景,本文试图从贸易自由化是否有利于大宗商品进口技术结构升级,并以此为依据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策。本文首先梳理了进口技术复杂度指标测度方法、进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概念与分类、进口大宗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贸易自由化对中国进口大宗商品技术结构升级的影响等方面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并在理论方面从成本效益、学习溢出效应、竞争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等方面探究了贸易自由化对大宗商品进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渠道。接着分别从“量”和“质”两个方面介绍了我国大宗商品进口的现状和进口技术复杂度,将战略性大宗商品以及其政治属性进行了解释。然后,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1997-2013年剔除了非大宗商品的中国海关统计微观产品层面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基于BACI年双边贸易数据库、WDI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口处统计数据库、大宗商品市场年鉴、中国关税数据库等数据,在中国加入WTO的自然实验框架下,创新性地将控制组和处理组以连续分组来代替,排除世界层面其他自然变动、把所有年份的大宗商品技术复杂度固定在1997年,采用DID模型、面板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贸易自由化是否促使中国大宗商品进口升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关税下降从总体上显著促进中国大宗商品进口技术结构的提升。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关税水平每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进口高技术的大宗商品份额提升0.5个百分点。在分组论证时,将大宗商品分为战略性大宗商品和非战略性大宗商品两组,结果发现战略性大宗商品的高技术含量产品份额高于非战略性大宗商品,能显著促进战略性大宗商品技术结构的升级;第二,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贸易自由化准自然事件来研究时,加入WTO形成的百分之一的关税削减下降使进口的高技术含量的大宗商品份额平均提高了百分之零点八左右,增长的效果显著。第三,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进口越多高技术复杂度的战略性大宗商品,并且对战略性大宗商品的影响程度高于非战略性大宗商品。第四,经济发展水平、城市集聚经济水平、互联网水平能促进大宗商品进口技术含量上升;第五,不同所有制、不同贸易方式和不同贸易国在进口升级中表现出较大异质性,在面临进竞争和市场份额占领时,由于先天的技术差距,内资企业的产品进口技术要大于外资企业,一般贸易产品在高技术进口份额中的表现相对于加工贸易产品要显著得多,“一带一路”国家进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非“一带一路”国家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持续推进贸易自由,扩大进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以更深程度的贸易开放来助力经济增长;增加高技术复杂度大宗商品进口,优化贸易技术结构。最大化利用进口大宗商品技术的溢出效应,带动中国企业生产技术结构高端化;建立资源战略储备,扩大国内资源相对匮乏的能源原材料以及资源性大宗商品的进口;优化地区进口布局,进一步优化我国进口贸易结构。